一个富有意义的人生

——他是我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照的彗星

吴先生江苏无锡县人，原名眺，字稚晖，后改名敬恒。先生尝自述身世云：“曾祖母早寡，吾祖为独子，生吾父亦独子，十岁丧母。吾母十八嫁吾父，曾祖母与吾祖，切望吾母生子，不料吾母至家之年，为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曾祖母近九十，祖父六十，先后去世。至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吾母生我伊方二十岁。二十五岁死时，遗吾六岁，及吾大妹四岁，时洪杨之乱已平，外祖母本无子女，故抚吾兄妹二人如己孙，同回无锡北门老家。外祖母养我至二十七岁（时光绪十九年，公历一八九三），而彼死，其恩至笃。”

照此身世看来，曾祖母寿近九十，祖父六十，外祖母养先生至二十七岁，其寿当在八九十之间。是先生之血液中含有长寿之血统，故先生之长寿，亦非偶然。

他零丁孤苦的身世，从小养成了他安贫向学、意志坚定的习惯。此实奠定了他一生安贫乐道、生活俭朴的基础。

他早年是科举出身，二十三岁（一八八九）考进县学，二十五岁（一八九一）考进江阴南菁书院，二十七岁（一八九三）中了举人。

他治《皇清经解》很有功力，长于史论，学桐城派古文笔法二十八岁（一八九四）入北京会试。试卷虽经“堂备”而未中进士。

有一次写了一个三千字的折子，要光绪皇帝如何变法。就在戊戌（一八九八）年的元旦，候左都御史瞿鸿机几朝贺回宅，上前把轿拉住，送上折子。瞿看了一个大概就说：“唉！时局到了如此，自然应该说话，你的折子我带回去细看再说，你后面写有地址，我有话，可通知你，你们认真从事学问，也是要紧的。”

戊戌（一八九八）年春天，先生在北洋学堂教书。六月康梁在北京变法，他已回无锡，不久就到上海南洋公学任教，每月薪金四十两比在北洋学堂多了十两。

辛丑（一九〇一）三月，他到东京去留学。壬寅（一九〇二）赴广州，又自广州带了二十六个少年再回日本。后因事率领学生大闹公使馆，诸人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先生愤而投水，为警察所救，得不死。

壬寅（一九〇二）五月回上海，十月爱国学社成立。以后苏报案起，捕房到处捕人，先生出亡英伦，约同人创《新世纪》报于巴黎鼓吹革命。

（以上事实节录张文伯《稚老闲话》。先生常与我谈往事，大致相同，惜我未曾笔录。）

我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会中初次碰到吴先生。那年我刚从美国留学毕业回来，好多地方请我演讲，那时我的言论，大概都是讲西洋文化的根源并和中国比较。

大意是西洋文化起源于希腊，重理智、重个性、重美感。中国思想则重应用、重礼教、重行为。因此常常提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几个希腊哲学家的名字，并提到科学的发展，是从希腊重理智而演化出来的。中国科学不发达，是因为太重应用。我们现在要讲工业，根本要从科学入手。

我这套理论为当时舆论界所不欣赏。有一张报纸，画了一幅插画，一个戴博士方帽，面庞瘦削的人，满口吐出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两个西洋名字在空中荡漾。

我想这条路走不通，所以我就讲要中国富强，我们先要工业化并讲工程学对于工业发展的重要，工程学是要根据科学的。工程是应用科学，是要以理论科学或自然科学做基础的。那几个希腊名字就从此不提了。

那天演说的晚上，我所讲的话，大概就是最后一套。

演讲以前，我照例坐在第一排，旁边坐了一位约莫五十余岁，不修边幅的人士，着了一件旧蓝布长衫，面庞丰裕，容貌慈祥，双目炯炯有光，我暗想这人似乎“此马来头大”，决不是一位俗客。

一忽儿主人朱少屏先生站了起来，为我们介绍。说一声吴稚晖先生，吴先生站了起来，笑容满面，活像坐在大寺门口的那尊眯眯佛（弥勒佛），非常谦恭的说了几声“久仰”，我虽觉受宠若惊，但是心里却很高兴。

大概我讲了一个小时，走下讲台来，回到原座以前，吴先生又站起来了，笑容可掬地说了几声“佩服”。那个晚上大概我所讲的是工业和科学，拨动了他老先生的心弦。在这次讲演里，我给他老先生一个好印象。

五六年后（民十一），我在法国里昂，一个借法国旧炮兵营房为校舍的中法大学里讲演，时先生任校长。我想在外国留学，读中国书的机会不多，我就说几句鼓励他们读中国书的话。我讲完后，他老先生急遽地大步踏上台来，圆溜溜的两眼似乎突了出来，迸出两道怒火这眯眯佛顿时变成了牛魔王，开口便说某先生的话，真是亡国之谈这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坦克大炮，还可以立国么？那些古老的书还可以救国么？望你们快把那些线装书统统丢到毛厕里去！

我好似在静悄悄的云淡风清的环境中，蓦地里碰到了晴天霹雳。

讲完以后，他雨过天晴似的顿时平静起来了。漫步下台来，慈祥地走向我这里来，我站起来谦恭的向他服罪。他笑眯眯的说，没有什么，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以后在北平、在上海、在南京、杭州，时时有会面机会。他的长篇大论，一谈数小时，总是娓娓动听。戴季陶先生曾对我说，先生更乐与谈天的人，并非我们，而是不晓得什么角落里的老先生们。但他对我们的态度，也老是春风时雨似的和蔼可亲的。只有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在教育部里那天晚上，他老先生像在里昂一样，又向我示威了一次。在拙著《西潮》里有记载如下：

我以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两事与元老们意见相左，被迫辞教育部长职。在我辞职的前夜，吴稚晖先生突然来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在南京当时电灯蒙胧的深夜，看来似乎更觉显明。他老先生问我中央、劳动两校所犯何罪，并为两校诉冤。据吴老先生的看法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用指向我一点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我恭恭敬敬站起来回答说：“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第二天我就辞职，不日离京，回北京大学去了。刘半农教授闻之，赠我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西潮一一四页）

提到刘教授，就会使我联想到他在旧书摊里找到的一本大约于同光年间出版的一册老书，他印了出来。这书长于以粗俗文字写出至理名言。书名《何典》。卷首有一句粗话说：“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

半农为这本讽刺书设计了一张封面插画，也很不雅驯的。一个乡下佬口含短烟筒，蹲在道旁，一缕轻烟，从烟斗里袅绕上升。他的背后蹲着一条小狗，向他凝视着，希望饱食一顿。

刘教授在序文里说，吴丈嘲笑怒骂的作风，是从这本书里得到的法宝。我不见吴老否认，大概半农先生序中所言的是有根据的。

此后余常在北平，吴先生则在南方，故不常见面。抗战期间，我在昆明，他在重庆，只偶一会晤。以后我任职行政院，事忙亦不常往访。至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任职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常乘飞机视察南北各省乡村，彼此更不相见。只有在台北于“总统府”纪念周时，因并肩而坐，得稍事寒暄，当时笑容可掬的表情，至今犹存于我的想象中。但是他的体力似乎已走向衰退道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