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与《新潮》

有关蒋梦麟先生撰写《新潮》的两封信

刘绍唐

蒋梦麟先生逝世已三年多了，他的一本前半生的自传《西潮》到现在还是最受知识青年欢迎的读物之一。《西潮》原稿是用英文写的，据蒋先生说：他是在抗战时期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联大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成，三校校长均为联大常委，另两位常委为梅贻琦、张伯苓），在昆明利用躲警报的空闲，陆续写成的。那时日本飞机滥炸我国后方的重要城市，躲警报几乎变成许多人每天的固定“工作”。

他曾解释，他的初稿为什么用英文写作。因为躲警报不是在郊外就是在防空洞内，没有桌椅等设备，经常是席地而坐。他随身携带铅笔和硬面的练习本，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颇为不便，于是他决定用英文来写。

写英文有如自左至右画曲线一样，可以闭起眼睛不假思索的画下去。有时躲警报是在夜间，没有灯光也根本不容许开灯，他的写作仍可继续进行，只是写到t字与i字时，上面的一横与一点，没有办法写得准确。不过，后来将原稿交给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的时候，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困难。

蒋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经常替国家负很重要的责任。他做过国民政府的第一任教育部长，做过很长时间（前后达十七年）的北京大学校长，一直到主持台湾农复会的工作，他始终是一个席不暇暖的忙人。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抗战期间躲警报，他不可能有时间、有闲情来写一部自传。

《西潮》英文本一九四五年在美国出版时，颇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重视。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部门曾经指定这本书作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但是因为战乱的关系，国内读者却始终没有机会读到它。一直到一九五七年，距原书写作时间已经十五年，距英文本出版后的十二年，作者才计划把全书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这个计划在两年之后，由台北《中华日报》正式出版，才告实现。

《西潮》中文本的出现，正是台湾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时代，无疑地是一本具有重大吸引力与重大影响的书。在国内，特别是台湾农村青年，几乎人手一册。蒋先生时常提起被许多读他书的年轻人所感动的故事。这对他也是莫大的鼓舞，因此他下决心要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

他在决定写《新潮》的时候说：“以前我写《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可见在其计划中，《新潮》较《西潮》，尤为重要。

蒋先生是一个外柔内刚，说做即做的人。写《新潮》的计划一经决定，他便开始找人整理资料，并分向各方面进一步搜集资料。写到抗战后期他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任内，目击当时兵役行政之腐败，曾言人之不敢言，向最高当局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事过二十几年，我国役政进步已有天壤之别，他很想把那个已成历史资料的原始报告在他的《新潮》中发表出来。他为了找寻这份资料，特别写信给当时的“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陈氏经过多方的设法，终于没有使他失望，在旧档案中找到了他那份原始报告。立即抄寄一份给他并亲笔复他一信。（原报告见《新潮》第四章）

一九六一年“五四”，他写过一篇《谈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文章不但在国内发表，而且把他译成英文准备在美国做一次学术演讲。在抵达美国以后就把原稿交给他的老朋友张君劢先生去看，并请张先生提供意见。

张先生看过以后，果然提供了一些意见，使他非常的高兴。这篇文章，蒋先生原拟加以改写，把它放在《新潮》里面。但最后在他的遗稿中发现时，可惜并未来得及做任何的修订。

因为公务与健康的关系，蒋先生计划中的《新潮》并没有写完而且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就已完篇的几章来说，也不能算做最后的定稿。最可惜他在遗稿中，尚有许多断断续续的写着充满人生经验与智慧的不完整的纸片，这是他在写作时一种灵感的纪录。现在已没有人能把这些残缺的篇章，照着蒋先生的原意把它继续完成了。他在《新潮》引言中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

又说：“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想把几十年的经验，传给现代的青年和后代的儿孙。我们这一代所经验的无限苦痛，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的人们作指示和教训：当避免的要避免，当保存的要保存，当改进的要改进，当推翻的要推翻。”

蒋先生这一番抱负和苦心，是非常值得钦敬的。可是，正当万千读者期待读他那“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几十年的经验之书时，他却不幸逝世了。这无论对中国知识界以及他所念念不忘的青年一代，都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