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西潮》

王德昭

蒋梦麟著，英文本TIDES FROM THE WEST——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出版，耶鲁大学出版社，美国新港（New Haven）一九五七年重印，中华文化出版基金会，台北。丹麦文译本一九四九年，丹麦出版。中文本于一九五九年出版，中华日报社，台北一九六二年重印，世界书局，台北。

用著者自己的话说，他在本书所写下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中国）近代史”。本书之所以题名“西潮”，就因为近百年来，由华东沿海输入的西方文化，“如潮涌至”，“泛滥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并且很快弥漫到黄河流域”。

中国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和试验，在“西潮”的冲激下“逐渐（自觉的）调整航线，以期适应西方文化的主流”。而著者自己是在新中国“调整航线”上曾经身预其事的一人。

本书全文分为七部。在第一部中，著者叙述他出生（清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所在的旧乡村生活、他幼年所受的传统教育他的父母所给他的精神上的影响，以及他以后在绍兴、杭州和上海等地求学的经过。童年的好日子是永不能忘却的。社会稳定而知足。人们本着共同的道德规范待人接物，而又“天高皇帝远”，无事他求。著者的舅父是位秀才，“他在老年时额头也不显皱纹，足见他心境宁静，身体健康，而且心满意足”。

但这种环境很快就成了历史陈迹。来自西方的潮流是无可抗拒的。基督教传教士和工业制品步步进入乡村的每一角落。因为外国货的竞争，旧行业破落，“结果是一大群人失去了谋生糊口的机会”，他们有的铤而走险，做了盗匪，使乡村不再安宁。同时有的开明的绅士则开始对新思想、新事物试探思索。著者的父亲曾试造过一艘不用蒸汽的“轮船”，结果自然失败。

但这次尝试固然是失败了，父亲却一直想再来试一下，后来有人告诉他瓦特和蒸汽机的故事，他才放弃了造船的雄心。他发现除了轮船的外表之外，还有更深奥的原理存在。从这时候起，他就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这个造轮船的故事也正是中国如何开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进的实例。

著者在童年教育后先后入学的绍兴中西学堂和杭州的浙江高等学堂，都是尝试性的新式学校，课程中有外国语文和自然科学。在这两所学校中，著者的心智迅速获得了开拓。当时学生们因为中国受列强的侵略，愤懑苦恼，同时他们在思想上和情绪上，又受了梁启超和孙中山先生的激励，不满现状，所以反抗的精神高昂，学潮迭起。“年轻的一代正在转变，从驯服转变为反抗。”“这种反抗运动可说是新兴的知识分子对一向控制中国的旧士大夫阶级的反抗。”它所要求的是改变现状。

著者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参加郡试，中了秀才在以后的一年中，他的“尚未成熟的心灵”曾经过旧与新、科学与西学、立宪与革命的冲突。但他终于“看得清楚，不论立宪维新或者革命，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他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光绪三十年，他去上海，进南洋公学就读，同时“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

四年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他乘邮船横渡太平洋，到了美国——西潮所由来的直接源头之一。

本书的第二部叙述著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活。当中国开始向西化的途径摸索前进时，首先曾仿效日本，经日本采取西法。许多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要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合中国的国情。但也有一班人主张，既然中国必须接受西洋文明，何不直接向西洋学习。著者便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一人。他留美首尾十年（公元一九〇八—一九一七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读毕本科，其后去哥伦比亚大学，修得哲学博士学位中国早期的留美学生，许多在初去时选习农科，想在学成后回国，改善国内最大多数人口——农民——的生活。著者也未例外。但在农科半年，有一天，他在去农场的途中遇到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去上学他忽然想起，他是在研究如何作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作育人材呢？”因此他转入社会科学学院，专攻教育，这样步上他以后数十年事业的道途。

当辛亥革命发生时（清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著者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但他在两年前已经参加旧金山的《大同日报工作，担任主笔。《大同日报》是孙中山先生在美国的革命机关报当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旅居美国的期间，著者已经是他的一个热心和熟识的同志。

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以下见本书第三部——著者返国，他发现在他离国的期间国内情形已经大变。“变革有如分娩后，总不免痛苦，但在分娩，产妇很快便恢复了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分外欢喜。中国一度厌恶的变革现在已经根深柢固，无法动摇，而且愈变愈厉，终使中国身不由己的往前迈进。”

自然，距离商业中心越远，旧式生活受新文明的影响也越少；但变化还是到处触目可见。著者的一位大伯母向他诉说乡间今昔的不同。

她说世界变了，简直变得面目全非。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有些女孩子编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在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

现在村里种田的人很缺乏，但是强盗却也绝迹了——（年轻的一代都上学校了）但是她发现进过学校的青年男女有些事不成体统。他们说拜菩萨是迷信，又说向祖先烧纸钱是愚蠢的事。他们认为根本没有灶神。庙宇里的菩萨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泥塑木雕，应该丢到河里，以便破除迷信。他们说男女应该平等。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在离婚或丈夫死后再嫁。又说旧日缠足是残酷和不人道的行为。

人们说外国药丸比中国药草好得多。又说根本没有鬼，也没有灵魂轮回的事。人死了除去留下一堆化学元素的化合物而外，便一无所有。他们说唯一不朽之事是为人民和国家服务。

辛亥革命后因为军阀称兵，国事又坏，但知识分子思想的觉悟，却日进一日。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尤其如此。当时自由和民主正风靡全世界，中国青年也浸淫于这种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

就在这时，孙中山先生从广东来到了上海，从事他的实业计划和心理建设的著作，在北方，则在蔡元培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成了一个新思想运动的中心，它在故都的静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颗知识革命之石”，余波达于全国的每一角落，无远弗届。著者返国后的最初两年留在上海，一方面襄助中山先生著作，同时则得北京大学和江苏教育会的赞助，在上海创办了《新教育》月刊。

后者使著者和北方的知识革命的势力也建立了密切关系。《新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著者说明指导《新教育》的思想原则，说：

《新教育》月刊，一方面受到思想界革命风气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我个人受到中山先生的启示，所以在教学法上主张自发自动，强调儿童的需要，拥护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与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张在中国的教育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