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西潮》

方面，《新教育》拥护孟子的性善主张，因此认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发展。事实上孔子以后，中国教育的主流一直都遵循着性善的原则，不过年代一久，所谓人性中的“善”就慢慢地变为受古代传统所规范的某些道德教条了。……所谓“发展本性”，在事实上变为只是遵守传统教条。……自从卢梭、斐斯塔洛齐、福禄培，以及后来杜威等人的学说被介绍至中国思想界以后，大家对孟子的学说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国儿童应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

五四运动发生（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蔡元培先生离开北京（北平），著者受托北上代理北京大学的校务。北京大学，这个中国的“雅典学园”，又因五四运动而在中国“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在这个新潮中，因为知识活动的强烈，加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洋思想的大量传入，自然不免有一部分人趋向过激。但大体而论，则这个新潮主要系循着西方民主自由的途径前进，反对传统的权威和迷信，反对反动的军阀割据和列强的殖民地政策。

例如，五四运动自始便是一个民族自觉运动，所要求的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孙中山先生以他一向过人的卓识远见，对于北京大学的各种运动都加以密切注意。在他致著者的一封信中，他对这些运动大加奖誉，并勉励著者“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

所可惜的是孙先生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希望实现，不过短短数年之后，他的继承人蒋总司令，率领革命军从广州北伐，所向披靡，先至长江流域，继至黄河流域，终至底定北京。开始于北京，随后遍及全国各阶层的渊思想冤革命运动，已先为这次国民革命军的新胜利奠定了心理的基础。

本书的第四和第六两部所叙述的包括国民革命和对日抗战。北伐完成后，国家重归统一，改革和建设的工作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全面进行。从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发生，国民政府能够用来进行它的建设事业的，首尾不过十年，中间而且还夹着一个“九一八”事变，和日本的强据东北，入侵内蒙和冀东。但在这样短促的期间，政府的行政效率增进了；财政的基础渐见巩固，全国币制统一；教育经过了广泛的改革，民众识字班和学校的数目迅速增加，中央研究院等高级学术机构成立；一部新的民法也开始制定。

从南京以至各省的省会县市，许多拟订了都市计划，而且付诸实施；一种从改善租佃制度入手的土地改革运动也着手进行。因为交通是国家现代化和改革的关键，也是确保国家统一的一法，所以国民政府的建设计划也特别注重交通的建设。

在对日抗战发生前，国民政府建筑的铁路有四千五百多公里，公路有十万多公里，新添的电报线路有一万多公里，从东南沿海到边远省份的航空线也先后开辟。自然，一到抗战开始，军事第一，许多和平建设的工作不再能顺序进行。也可能国民政府统一建设的进展，才使日本迫不及待，先后在中国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但结果它所挑起的是一场世界大战要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纵火者最后是引火自焚，几乎把它的国家的命运断送。

当国民政府时期，著者一度南下，先后在浙江和在中枢主持教育但到民国十九年，他又回到了北平，重任北京大学校长。其后华北形势虽因日本的侵凌，迅速恶化，但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却在学术工作上表现了辉煌的成就。他说：

从民国十九年到民国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科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

接着是抗战和大迁移。北京大学和另外两个北方著名的大学要要清华和南开，先一起迁到长沙，随后再迁到昆明。就在留居昆明期间，著者撰写了本书。抗战时期大学的内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奇观。这事本身表现了中华民族临难不屈的意志和奋斗图存的决心，而其精神和实质的影响，至深且远。

学术机构从沿海迁到内地，对中国内地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大群知识分子来到内地各城市以后，对内地人民的观念思想自然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另一方面，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和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原来只限于居住的地域，现在也有机会亲自接触内地的实际情况，使他们对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的情形，有了较真切的了解。大学迁移内地，加上公私营工业和熟练工人、工程师、专家和经理人员的内移，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影响一向无法到达的内地省份，经过这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未来开发的机会已远较以前为佳。

本书的第四和第七两部，著者用以描写中国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和中国文化的若干重要的特征。他以文化背景解释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以及中日两国冲突的根源。他说：“日本善于模仿。它模仿唐宋的文化而奠定立国之基础，它模仿英国建立海军，模仿德国训练陆军，模仿美国发展工业。它模仿十九世纪的西方建立殖民帝国——可惜迟了一步。它模仿德国闪电战术而发动对珍珠港的突袭要要可惜太迟了一点”。

它所吸收的近代西方文明只是工业和军事方面的上层结构，结果“它的上层结构固然现代化了，它的精神和观念却仍然是中世纪的”它的传统的神国的观念，加上受自西方的近代经济和军事的利器，使它成了一个疯狂的好侵略的国家。

中国则不然。中国在采取改革措施方面每较迟缓，但是它一旦决心改革，它总希望能够做得比较彻底。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它从制造炮弹着手，进而从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乃至介绍西方思想。它扬弃了旧的信仰，另行建立新的，直到这些新信仰成为它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为止。它是一位学者，一位道德哲学家，也是一位艺术家。它的文化是从它的生活发展而来的，它不会轻易满足于西方的思想观念除非它能把这些观念彻底同化而纳之于它的生活之中。因此与日本比起来，中国的思想是现代化的，但是它的社会和工业建设却仍旧落在日本之后。……它的保卫国土的武力也尚待建立。

中国由吸收西方文化而改革的过程，必然很缓慢，而且迂回曲折不幸又遇上日本亟于要选择人而噬，结果足足有半个世纪，中国吃够了这个“西化的”强邻的苦头。著者相信此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仍需取西化的一途，因为现代化运动和西化运动即使不完全相同，也是不可或分。现代化运动肇始于西方，而且继续毫无间断的向前迈进，中国无法取此而舍彼。

但中国有自己的悠久的文化和道德体系，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所建立起来，足以证明其有效的价值。中国人总想把外国的因素吸收进来，从不肯完全放弃自己所有，向外国投降。可能理想的前途是一条中庸之道，在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德和知识系统的本干之上，移接西方的民主伦理和科学知识。由此建立新的知识园地和道德体系，以供新中国富有创造能力的天才的发展。

抗战胜利，使中国从日本侵略的凶焰下获得了解放。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