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的话

沈君山

中国的现代化是移植过来的。她走这条路一百多年了，走得非常辛苦。现代化的三个要素：科学、民主和自由经济，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前两者不用说了，从“五四”一直喊到如今。即如经济，中国人是很会经商的，但是因为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以小农为本的封建帝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观念，延续主宰了数千年，社会上也就从未建立起尊重自由竞争的传统。

欧美的现代化却是孕育出来的，他们先有了文艺复兴，唤醒了尊重理性、个人的希腊传统，然后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卡尔文的新教伦理，从思想上建立起努力荣耀自己，竞争以求生存的价值观。这些固然也带来不少后遗症，但与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科技工业并肩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初相当有效的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愈是成熟，愈是有韧性的文化，面临另一个强势文化的冲激时要克服的矛盾，要经历的痛苦愈多。同样具有东方传统的日本，她的文化发展一直是通过移植、接受的途径，一整批一整批外来文化，最初是汉唐的，后来是欧美的，装入她自己的瓶子，不要多少改变，便变成日本牌的了。但中国的文化发展却一直是“溶入”的。她太早的孕育出自己的文化，太成熟也太有韧性，几千年来，不是没有异文化的进入，但就像骤雨洒在黄土高原上，起先也许是奔腾的，渐渐的成为涓流，渐渐的就消失无踪；也不是真的消失，是被容纳了。经过润湿的泥土，绽开出新的花朵，不能不感激那外来的雨水，但基本上，那花朵仍是黄泥土里孕育出来的。

但是，现代化了的西方文化的入侵，却与古不同，它太不同质，而且，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它可能是一个更强势的文化。它的强势，主要来自它所蕴含的科学和技术，“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所以，清代中兴名将胡林翼在平了太平天国之后，看见西洋小火轮溯江而上，就吐血而亡，因为，他内心深知，此身所系属的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的受到威胁了。曾胡以后，清末的志士一直的想运用我们祖宗对付外来文化的老诀窍：“溶入”，来化解这千古未有之变局和危局，此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但是，这个老药方，对于这新的变局似乎缓不济急，而且也许根本不管用，于是，民国以来，又有人力倡全盘西化，要把技术以外涉及价值体系的东西也一股脑儿搬过来。

一百年来，中国的改革，就在这两个极端间摇摆，一直到今天，这条路还没有走完。蒋梦麟先生著的《西潮》，原出版于三十年前，是一本散文体的自传，也可说是自传体的散文。他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一个知识分子，怎样在这个时代中成长、处世，很自然的反映了时代本身。从今天来看，台湾在表面上已经跨越了他要描述的时代。远流再版此书，对于海峡彼岸，仍在现代化过程中摸索挣扎的大陆的读者，读来或许会更有切身感。但因为它文字的优美，观察的敏锐，把一些中国传统的现象，生动的描述出来，即使对于经济起飞后成长的台湾青年，所提供的也不仅只是历史，仍然有其时代的意义。且摘录两段，来说明此点。

一段是关于陋规的：

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朝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开支，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认，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赞成陋规制度他曾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陋规之风更弥漫了整个厘金制度。……有一次我看到一条装西瓜的木船从关卡附近的一座桥下经过。这条船马上被岸上伸下来的一根竹柄挠钩拦住了，同时岸上跳下好几位稽查，用铁棒往西瓜堆里乱戳乱扦。西瓜主人慌了手脚，哀求他们手下留情，同时答应他们要缴多少“税”就缴多少“税”，“税”缴过后，这位可怜的农夫才得继续鼓棹前进（按：此处税即陋规，收厘金者可分红）小商人和农夫对厘金无不深恶痛绝，如果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关卡砸个稀烂。有一次，一群青年士子乘船去参加科举，途经一处厘金关卡，卡上著令停船，他们却根本不予理睬。稽查们扣住船只，并且开始搜检行李。这群士子蜂拥上岸，冲进关卡，见物就砸，结果把关卡打得落花流水。只留下那面象征朝廷权威、上面写着“奉旨征收厘金”的旗子低垂在空中。围观的群众以不胜钦慕的目光伫望着这些士子扬长而去。

另外一段是讲贿选的：

从前印尼的橡园主人和广场的老板，常常以不法手段向中国招募工人。中国的劳工招募所，就把南洋说得天堂似的，花点钱把工人诱骗到南洋群岛，转卖给当地的开发公司。这些被当作货色出卖的可怜虫就叫“猪仔”。他们有的是自甘卖身，有的根本糊里糊涂就被当猪一样卖掉了。

民国初年，国会的议员受贿舞弊，弄得声名狼藉，普受鄙视，许多人就骂他们是“猪仔议员”，因为他们只看谁出价高，就把自己卖给谁……

革命前的帝政时代末年，由绅士阶级组成的省咨议局倒是成绩斐然，因为他们的目标大致相同，而且绅士阶级里也不乏领袖人才，……

通过的议案大致都是为省民谋福利的，贪污舞弊绝无仅有。（民元以后，经过袁世凯、曹锟的贿选等，国会威信一落千丈。）

……国会议员之中，许多是贿选而来。享誉国际愤世嫉俗的学者辜鸿铭告诉我，有一次选举时，曾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陈博士，出八百大洋收买他的选票，他把钱收下了，跑到天津逛了一趟胡同（按：即特种酒家），根本没有去投票。后来在北京饭店的一次国际性聚会上，辜鸿铭碰到这位贿选的人，他指着这人对大家操英语说：“这家伙要拿八百块钱收买我，各位先生，你们看我辜鸿铭真的这么贱吗？”

比起清末民初，今天我们的国民收入增加超过一百倍以上了，但是对于这样生动风趣的描述，诸君读罢，还是一样会产生会心的微笑或者会心的叹息吧！

蒋梦麟先生是思想家、教育家，也是行政的长才。在大陆时，三十出头就代理蔡元培先生为北大校长，后来真除，又在政府担任过教育部长等职。《西潮》只记述到抗战时期止，他那段时期工作的成就，都因为大陆易手随风而逝。茫茫中国，何去何从？他是有相当的感慨的。最后两章讲战时的昆明，讲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虽然点到为止，“西潮带雨晚来急，野渡何人棹孤舟”之慨却洋溢纸上。

但是从历史意义上看，蒋先生对国家真正的贡献却是到台湾来以后。他主持的农村复兴委员会，对台湾农村的振兴，乃至为六十年代以后台湾经济起飞奠基的功劳，其贡献早有定评，亦有专书论述，此处无庸赘言；但是农复会的风格，从制定政策到推动执行，民主科学而又兼具中国人圆融实干的特色，真正做到了东土西潮最好的结合。

不同背景的一群人（农复会五位委员，三位中国人两位美国人各有出色的经历，但却都不是在台湾）处理最实际、最乡土的农村问题，只因都具有科学的训练，都能运用民主的方法，能得到这样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很出色的一个例子，其历史性的意义，并不只局限于农业的范畴。蒋先生的《西潮》，讲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