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抗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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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多德一直张罗着对阿尔贝特·斯佩尔的盘问，这时斯佩尔提出是否能在会客室里见见他这位副检察官。斯佩尔告诉多德，戈林是他在争取被告人心方面的主要对手。戈林主张予以断然藐视，斯佩尔则主张供认纳粹的罪行。戈林是由纽伦堡首席检察官杰克逊盘问的，而斯佩尔却由他的下属来质问。尽管对多德敬重有加，可是其他被告难道不会注意到这种差别？在他们看来，这难道不是把斯佩尔置于比戈林低一等的地位，从而把被告争取到他这一边变得更加困难吗？多德对斯佩尔衡量社会地位的独特做法感到迷惑不解。不过，他还是同杰克逊商量了此事，并建议首席检察官将盘问斯佩尔的工作接过来。如果这样使那个家伙觉得更为重要，如果这使他成为更持合作态度的有用的证人，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多德说，他对这项任务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杰克逊表示同意。
　　这一变化的消息传出去后，检察官群里有人变得疑虑重重。斯佩尔每天都出庭，他不能不知道多德是一个很厉害的、技术高明而险恶的检察官。杰克逊在敌对舞台上的表现则属另一种智能，斯佩尔是知道这一点的。
　　随着斯佩尔出庭作证的日子日益临近，人们的疑虑与日俱增。这家伙不同寻常——作为一名受到指控的战犯，他可以轻松自如地径直离开被告席，与法官们在大饭店里共进晚餐。斯佩尔在试探法庭的客观性。在这个有才华的、很有吸引力的人物和流氓无产者弗里兹·绍克尔之流之间那种细微的过失线，他们能有所辨识吗？或者说，正如一位记者所指出，在运输劳役的途中，女人生下的婴儿给扔出火车窗外，谁是主要的负责人？是强行征募女人的绍克尔，还是需要她们做工的斯佩尔？
　　前不久，斯佩尔向吉尔伯特透露，他的律师汉斯·弗拉奇斯纳试图劝说他不要供认那些可能招致极刑的战争罪行。斯佩尔告诉吉尔伯特，他不想仅为骗取终生监禁而隐瞒真相，“在悔恨中了此残生”。他注意到，吉尔伯特对此印象非常好。

　　斯佩尔在出庭辩护前夕，6月20日，最后一次在心里温习自己手里的王牌。在别人借口说战争还有望获胜时，他将什么严酷的真相告诉希特勒？当希特勒在毫无意义的大决战中下令毁掉德国时，他又有何举措？当别人还在希特勒面前吓得发抖时，他又策划堪称大胆的解决办法。弗拉奇斯纳和他经历了这一切，复述了一遍将引导出最为有利的回答的问题。
　　6月21日晨用早餐的时候，弗鲁克大夫递给斯佩尔一颗镇静剂，以便他在作证需要时服用。斯佩尔把药丸放进新近烫过的深灰色西服的衣袋里。他换了摸刚刮过的面颊，拉正领带，站起来等看守开门。
　　斯佩尔指示弗拉奇斯纳迅速摆脱掉绍克尔那堆纷繁的事儿。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他背的时间越短越好。他绝不能给人以推卸征募劳工的罪责的印象。似乎回避责任往往会使他比绍克尔更加黯然失色。因此，弗拉奇斯纳在直接讯问刚开始不久，便问斯佩尔他是否反对绍克尔征募劳工。斯佩尔答，相反，“我很感激绍克尔给我提供的每一个劳工。由于缺乏工人而没能达到军备配额时，我总是怪罪于绍克尔”。他说话时平静如初，镇定自若，他已经吞服了弗鲁克大夫给他的药丸。
　　弗拉奇斯纳指出，绍克尔宣称他警斯佩尔干过事。证人对此有何评论？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斯佩尔犹豫了一下，仿佛注视着冰冷的湖水，随后一头扎了进去。“毫无疑问，我希望绍克尔首先要满足军需生产的要求。”他说，但是他管不了绍克尔，没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劳工这一事实，即为明证。
　　绍克尔急得直跺脚，想给他的律师塞瓦琉斯打个手势。几个月前他就告诉过审问人员，斯佩尔实际上把劳工储备了起来，囤积的劳工比他可能投入使用的多。塞瓦琉斯小声对绍克尔说，要他耐着性子。
　　弗拉奇斯纳问斯佩尔，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负责人，是否被邀出席人力问题的会议。斯佩尔答：“我对他派不了什么用场。毕竟，我们手里都有具体工作要做。”
　　上午的开庭到此为止。在旁听席的人中，有一位西尔维亚女士。她就是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夫人。午餐时间，她在丈夫的办公室里碰见英国的初级检察官默文·格里菲思一琼斯。她说，斯佩尔先生给她印象极深，他是德国在未来岁月里需要的那类人。格里菲思一琼斯打开壁柜，取出一根十英尺长的电话线，让西尔维亚察看上面的血污。他说，这是用来鞭策克虏伯军工厂的征募劳工的，该厂是斯佩尔军火王国的一个厂房。
　　斯佩尔把整个下午的开庭时间节省下来，以施展他的才华。弗拉奇斯纳问道，既然他掌管一个“技术”部，“你是否希望把你的职责限于你的工作范围？”斯佩尔答：“不。这场战争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因此对于德国人民遭受的不幸，我负有毋庸置疑的部分责任……我作为帝国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分担这一集体责任。”这一讲话，与里宾特洛甫之流、卡尔登勃鲁纳之辈、绍克尔之流的嘀咕、自文自传以及歇斯底里的道义盲从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使法庭感到中意。
　　斯佩尔继续讲下去。他说，到1945年3月，“希特勒蓄意打算破坏自己同胞的生存之道，如果输掉战争的话。我无意利用战争那一阶段的行动帮我进行个人辩护”。但是，他希望那些坐在法官席上对他作出判决的人理解那个阶段。斯佩尔解释说，尽管希特勒下令毁灭德国工业，他仍冒险作出阻挠元首的决定，决心保存一个战败的民族重建家园的基础。他确信，法庭了解这种抗命所付出的重大代价。斯佩尔指出，当时希特勒已经枪毙八名未能炸毁雷马根市莱茵河大桥的军官。
　　斯佩尔决定自己而非他的律师宣读1945年3月他致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任何人都无权破坏工厂、矿山、电站和其他设施。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我们没有权利进行可能危及人民生活的破坏活动。”其他证人谴责希特勒——弗兰克的谴责充满激情，席拉赫的谴责带有卑下的歉意，但斯佩尔断然而镇定自若地进行了谴责。
　　在审判的早些时候，1月份奥托·奥伦道夫作证时，斯佩尔的律师曾扼要提到他谋杀希特勒的计划。斯佩尔说，现在他想要较为详细地谈谈这件事。这并不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英雄人物，只是为了表明当时他对希特勒疯狂的破坏活动何等的了然心间。“我最不愿意深谈此事，因为这种事总是令人恶心的。”他就这么开头，然后说，“如果法庭希望他这样做”，他才会这样做的。劳伦斯爵士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急切之情，道：“本庭愿意悉听其详。”
　　斯佩尔解释说，据他所知，在帝国总理府花园里，有一口用于地底下元首地堡通风的换气井。在地面井口上，盖着一块铁栅栏，掩藏在灌木丛中。1945年2月，他悄悄地对手下的军需部头头迪特尔·施塔尔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结束战争。他要施塔尔弄到毒气，打算把毒气往通风系统灌。3月间斯佩尔重返现场时，发现竖起了一根十二英尺高的烟囱，保护换气井。从此，他便放弃了谋杀希特勒的任何其他念头。
　　斯佩尔以演说辞那种激昂亢奋作结尾。他说：“1945年1月以后双方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