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时期的死者倘若地下有灵，必将控诉使那场战斗继续下去的那个人。”此人便是阿道夫·希特勒。
吉尔伯特上尉为这一天斯佩尔的悔罪而深为感动。那天夜里，他驻足斯佩尔的牢房，发现他面色苍白，躺在帆布床上，双手捂着肚子。斯佩尔解释说，他已筋疲力尽，肚子疼得厉害。“气氛相当紧张，”他说，“不过，我很高兴我挣脱掉我这个系统。我说明了事实真相，情况就是如此。”
6月对日，星期五下午，审判室里人头攒动，拥满了前来观看罗伯特·杰克逊盘问斯佩尔的观众。俄国的文献专家阿卡迪·波尔托拉克溜达到法官席后的窗户边，伸手拉开重重的窗帘，望着窗外阳光普照的大街。他转身回到俄国检察官席，大声说：“我要扯下这些窗帘，我要打开这些窗户，让灿烂的阳光照进来，让市井的喧闹透进来，让那些罪孽深重的人感受到生活的脉搏，让他们知道，尽管他们做了一切努力，生活的脉搏仍在跳动。”
“注意！全体起立！”司仪官喊道，“本庭现在开庭。”杰克逊在检察官席落座。“你能否告诉我，”他问斯佩尔，“你参加了党卫军吗？“斯佩尔回答：“没有。我不是党卫军。”杰克逊又说：“我认为，你曾经填写过一份申请表，或者说有一份是替你境的，而又根本没有填完，或者是类似的情况。”杰克逊的话音渐渐低了下来，检察官席的人好生诧异。他们手里的文件不容置疑地证明，斯佩尔是党卫军。然而，杰克逊没有追究此事。
杰克逊向斯佩尔讯问德国的毒气生产情况。斯佩尔解释说，不错，有三家工厂一直在生产一种特别的致命性气体。可是当他得知希特勒可能真要使用这种气体时，他就下令停止生产。杰克逊还问到德国实验原子弹的情况。斯佩尔回答：“我们还没有进展到那一步。因为我们在原子研究方面的优秀人才已移民美国。”毋需告诉任何人，这些科学家大都是谁，他们为什么逃出德国。
杰克逊又问：“在希特勒的周围，除你之外，几乎没有人会站出来告诉他，已经输掉那场战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听到这里，几个英国检察官都蔫了。斯佩尔谦逊地答道：“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好的，现在我要向你提供一点克虏伯劳工营的情况，并就此问你几个问题。”杰克逊说，“我并不想说你对这些情况负有个人责任。”接着，他开始宣读克虏伯征募劳工的口供，描述7他们的悲惨遭遇。这一证据似乎是而未定，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检察官已事先免除了证人的任何责任。随后杰克逊又宣读了一份有关克虏伯工厂里的工人遭受钢鞭抽打的文件，就是刚才向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夫人出示的那种钢鞭。“因此监工们可能就是用的这类东西……”杰克逊没有就钢鞭问题继续质问下去，而是转到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他问道：“你希望德国有恢复正常生活的机会，难道不是吗？而希特勒则采取如下立场，即：如果他不能活下去，他就不在乎德国能否生存下来，是这样吗？”斯佩尔没有理由表示异议。
庭问转到斯佩尔对希特勒的最后一次探望。斯佩尔知道，杰克逊正对他编制的辩护词进行无力的修补。他在早些时候说过，自己曾策划暗杀希特勒。可是在那之后，他却冒着极大的危险飞到四面楚歌的柏林，走到地堡看望元首。这又如何解释呢？杰克逊请问道。斯佩尔回答：“我觉得，我的责任不是像懦夫那样逃之夭夭，而是有义务再次顶撞他的。”
那是一个新的转折。斯佩尔此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向他的领袖做最后的告别。当时，希特勒伤了他的心，元首无力地跟他握手，便把他辞退了，没有表示感激或友谊之情。
杰克逊接受了目前这一回答，又转到另一领域。“这一驱使战争失败后德国灭亡的政策，终于使你感到沉重，以至于你参加了几个密谋集团，难道不是吗？”斯佩尔压根儿没参加过什么密谋集团，不过他又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同意杰克逊。检察官提出了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作为这一时期政府的一员和领导人，你对其宏观政策而不是这些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具体政策负有责任。这是对你的立场的公正阐述吗？”斯佩尔答：“是的，确实如此。”连他本人也不能用更有力的措词来表达。
俄国副检察官M·Y·拉金斯基加速对斯佩尔进行盘问。但是人们期待苏联人将抱有持续的敌意和报复之心。当斯佩尔结束辩护离开证人席时，他的肚皮也不疼了。
艾雷·尼夫离开审判室时情绪十分沮丧。他曾期待绍克尔一斯佩尔之争转到社会阶级上，一个被告以暴力相威胁，另一个被告则是内硬外软。他认为，他的担心得到了证实。斯佩尔表现得很出色。没有人指控此人摧毁或者拯救德国的工业基础，也没有人指控此人试图谋杀或是谋杀希特勒未遂。可他却设法使这些问题成为他的答辩的核心所在。至于说谋杀希特勒之事，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早在被解押到纽伦堡之前，斯佩尔就对许多盟国审讯人员提到过，总是往自己脸上抹油，可是他对于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对谁也没有吭过一声。
不过，尼夫是个很能干的律师，他完全可以把他个人心中的疑虑同斯佩尔在法庭前表现的积极影响区分开来。斯佩尔承担了他奴役劳工的部分责任，他宣称希特勒是有罪的，疯狂地继续进行一场已经输掉的战争，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谓地战死沙场。确实，斯佩尔认为希特勒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但断言他本人对于这场“灾难”也必须承担部分个人罪责。而且，他试图阻挠实施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并声称曾计划暗杀那个家伙。
斯佩尔个性中令人赞许的一面似乎打动了杰克逊。这位美国检察官并未试图质问斯佩尔是否知道灭绝犹太人之事，而希姆莱则在斯佩尔出席过的一次会议上说过此事。他也没有提到斯佩尔光临毛特豪森集中营一事。斯佩尔被允许谈及他所完成的生产奇迹，这一证词几乎强烈呼吁要求对奴役劳工在这些业绩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盘问。他没有被问及此事。
因此，在斯佩尔的辩护结束后，尼夫对海口电讯报社发表的这条报导几乎不感到惊讶。这家伦敦报纸的立场，反映了纽伦堡之外多数舆论的观点。斯佩尔发表了“一项可能充分代表德国人民及其后代的非同小可的控告书，这是审判中最重要的引人注目的事态。”
32
到6月底的时候，记者们可以轻易地在斯坦因城堡宿舍弄到一间房。纽伦堡的消息已退而刊登在报刊不显著的版面上。剩下的最后两名作证的被告的大名并不令人生畏。在被告席的边远角落里，康斯坦丁·冯·诺伊拉和汉斯·弗里奇并肩而坐，这在好奇的观众中是罕见的。诺伊拉特以七十三岁之躯，开始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他在里宾特洛甫之前出任外交部长，跟巴本和沙赫特一样，给希特勒政权增添一份尊荣。
正如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在盘问中所言，诺伊拉特的罪孽是在德国“一次只废除一项条约”时担任外交部长。1939年，希特勒提名他为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摄政者，名分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之上。但是这些机构根本没把这位旧派绅士放在眼里，于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记者席上的几个记者耐着性子，听诺伊拉特磷酸叨叨散乱无章的自我开脱，而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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