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抗辩(7)

/>　　汉斯·弗里奇是俄国人提供的第二个被告。跟雷德尔的情况一样，检方被置于被动工作的境地，即先有被告，然后拼命弄到证据来控告他。弗里奇在纳粹宣传部领导电台司，他本人则是一名颇受欢迎的评论员。过去几个月，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应用他那人所周知的旺盛精力投入工作，试图证明弗里奇利用广播“倡导、鼓励和煽动”战争罪行，尤其是反犹暴行。但斯普雷彻在一份机密的备忘录中承认，证据“绝对不充分，…证实弗里奇与在法庭上提及的第三款和第四款有任何密切关系”。
　　审判进行到第一百六十六天，弗里奇离开了证人席。被告席上的最后一人完成了自己的辩护。
　　傍晚时分，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偕太太到离他寓所不远的一座公园悠然漫步，心里很是惬意。今晚尤其令人心旷神信，在被人遗忘的花坛里，芙蓉红和牡丹花开得正旺。苏联文献专家阿卡迪·波尔托拉克和助理检察官列夫·舍宁，碰巧也看中这个公园，在此散步。波尔托拉克看到法官夫妇走近了，便对同伴说，不妨借此良机问问劳伦斯爵士，地是否打算重新审理卡廷大屠杀一案。舍宁面露惊恐之色。难道波尔托拉克不知道国际军事法庭的基本规则之一吗？法庭之外，人们不得跟劳伦斯爵士谈工作。那别人都跟他谈些啥呢？波尔托拉克问。谈谈他的马啦，他的狗啦，他的乳牛啦，舍宁回答。
　　西方法官认为，苏联政府坚持要在起诉阶段提出卡廷大屠杀一案，是愚蠢之举。现在，在辩护阶段结束之时，他们别无选择，只得让德国反驳指控。基本事实乃一目了然。波兰败北后的某个时候，大约有一万一千名波兰军人，包括八千三百名军官，突然失踪。1943年2月，一个德国通讯团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无意中发现这批人中的四千八百人的荒坟野家。争论之点是，究竟是哪一方，俄国人还是德国人杀害了这些人。
　　7月1日和2日这两天中，法律专家在六OO号房间交锋。何方之罪取决于这些波兰人被害日期的确定。俄国人声称，死亡事件发生在1941年秋天，即在苏联遭受侵略之后，德国人占领卡延森林之时。而德国人则指出，这些波兰人死得更早一些，即在1940年俄国人依然握有这一领土之时。
　　最后，德国人占了上风。他们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是1940年4月俄国人控制这片森林之后，这些波兰人再也没有寄出任何信件。对这个问题的出现，除了尼基钦科外，所有的法官莫不感到震惊。得出俄国人自己枪杀了数千波兰人的结论，会冲淡了纳粹分子的恐怖罪行。法庭如何处置这个道义上的困境呢？法官们认定，他们的责任不是归咎于上述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是确定对德国战犯的某一指控是否得到证实。他们干脆采取如下立场，即俄国人对德国人的指控证据不足，从而把卡廷大屠杀一案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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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的那天上午，当杰克逊法官前往法官室时，感觉比数月以来任何时候都舒服一些。下一次他在审判室讲话时，他将在由他主宰的地方发表美国检方的闭庭讲演。前一天晚上，他带着钢笔和法律便笺，独自关进自己的房间，着手形成他自己的思路。但是，此时他不得不决定对给被告律师规定多长时间作判决前的最后辩护进行议论。他十分熟悉那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哗哗不休的讲话，而德国人则要求不限制时间。他担心，如果审判不很快结束，其道义力量将消磨殆尽。杰克逊征求过检察官同僚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被告方作最后总结有三天时间就足够了。这天上午，他把这个建议交给法官们。
　　弗朗西斯·比德尔疏离冷淡，劳伦斯爵士面露烦意，而法国法官则面无表情。唯有两个俄国人对杰克逊公开表示同情。最后，劳伦斯爵士作出裁决。迄今为止，他没有授人以柄，让被告有任何理由攻击本次审判的公正性，现在他也不打算给他们这种机会并终止其辩论。比德尔闻言点头。劳伦斯爵士又说，奥托·斯塔马尔作为被告的发言人，要求给予每个被告一天时间。如果这意味着最后辩论将持续三个星期，那就让它三个星期吧。
　　7月4日，被告方的最后辩论开始的那一天，杰克逊硬着头皮出庭，但他最为担忧的事情发生了。被告律师带着各种需要翻译的文件拥向语言处，其中许多文件与案子有无关联令人生疑，其翻译规模之大为开审以来所未有。这天上午，当斯塔马尔在解释赫尔曼·戈林河以无辜时，几个目光呆滞的记者仔细地看着天花板和地板。“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来临的时候，”斯塔马尔以单调的声音继续说，“中世纪秩序的思想基础被打破了，迈向普遍的世界和平这一发展趋势被颠倒过来。过去的生活倾向于停滞与宁静……”杰克逊实在忍受不了，起身离去。斯塔马尔在开始为他的当事人辩护时，追溯到了十六世纪。
　　许久以来，海报褪色而支离破碎，大约有二十万张海报。马丁·鲍曼的画像贴在墙上，挂在树上，电话桩上，糊在火车车厢上，遍及整个德国。鲍曼是一名通缉犯。他作为元首的秘书，只有借用的权力，但他独创性和刻毒地运用这一权力。他在传达处死被俘的盟军飞行员的命令时，特别起劲。他近在元首之侧，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充满仇恨之情，这意味着他十分了解希特勒政权的罪恶滔天的罪行。鲍曼这桩案子的问题是，那家伙在战争的最后几天突然失踪。尽管如此，检方还是要求对鲍曼判罪，法庭也表示同意。7月6日，被告的最后辩护中断了，这样法庭可以对鲍曼进行缺庭审判。
　　戈林把寻找鲍曼的问题说成非常重要。他告诉西奥多·芬斯特马赫尔（在会客室里对他严加盘问的检察官）说，鲍曼是“一个左翼纳粹分子，已逃往苏联”。“请注意我的话，”戈林说，“他以苏联控制下的傀儡政府的首脑身分出现在世人面前。”海军上尉小托马斯·F·兰伯特担任起诉鲍曼这一差不多超现实的任务，并就失踪的被告的下落问题审问过戈林。戈林以傲慢而肯定的语气说，鲍曼在阿根廷，受到胡安·庇隆总统的保护。戈林后来受到质问时，又向芬斯特马赫尔透露，鲍曼在西班牙与佛朗哥大元帅在一起。芬斯特马赫尔向安德勒斯谈到这些矛盾的说法，安德勒斯解释道：“难道你不知道那家伙为了摆脱铁窗之苦什么都干得出来吗？”
　　汉斯·弗里奇声称，1945年5月1日鲍曼失踪那一天，鲍曼与他一起逃出元首地堡。他们与其他出逃的纳粹分子跟在一辆坦克后面行动，可能是因为被炮火击中，坦克发生爆炸。弗里奇认为，鲍曼当场被炸身亡，但没有见到他的尸体。
　　在1月份的起诉阶段，兰伯特上尉就已提出证据，展示鲍曼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他签署或发布命令，将数百万欧洲犹太人赶出家门；不准用棺材掩埋苏联战俘的尸首。7月6日，德国律师弗雷德里希·伯戈尔德受命为鲍曼辩护时，实际上采取留给他的唯一办法：宣布他的当事人已经死亡。
　　经过鲍曼之案的延宕后，被告的最后辩护重新恢复，审判室里除了能抓住听众的法官和被告外，几乎空寂无人。只是在沙赫特的律师鲁道夫·迪克斯发表评论时，法庭才恢复了生机。迪克斯朝前帝国中央保安局头头卡尔登勃鲁纳打个手势，然后又冲一度在达豪为阶下囚的沙赫特做个手势。迪克斯指出：“被告席上监狱看守和囚徒比肩而坐，确实是一幅罕见而古怪的画面。”军事法庭从播映人民法庭的电影里，已经亲眼看到了罗兰·法赖斯勒法官令人震惊的行为。迪克斯解释说，在纳粹当政的年代里，他在法赖斯勒面前为沙赫特辩护，沙赫特被控与当局为敌；如今，他在盟国面前为作为战犯的沙赫特辩护。关于他当事人的辩护，还需要他说些什么呢？迪克斯说，沙赫特的境遇使塞尼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