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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视室四周的卫兵们瞟了一眼。她不停地绞着手帕,而小埃达则嘟囔着,问道:“爸爸,当你回家时,你会不会像人家所说的那样,在浴缸里把你的勋章全都戴上?我希望看见所有这些勋章都给泡在肥皂沫里。”
汉斯·弗兰克怀着矛盾的心情等着家人。布丽吉曾经写信告诉他一家人的窘迫生活,以及孩子们在街上乞讨。当她告诉他们可以去看父亲的时候,大女儿西格里特回答说:“噢,他们还没枪毙他吗?”弗兰克的妻子,他从前的波兰皇后,在战时体态丰满而时髦,只是为他和莉莉·高私通才感到心烦意乱。眼前向他走来的这个女人却是容颜消瘦,一副不动声色的面孔,衣着破旧,他的几个孩子也局促不安地靠过来。
雅尔马·沙赫特像他在被告席上一样,坐姿笔挺,神情冷漠,但是带着老人的满意的微笑,因为老人知道他使观众感到惊奇。他妻子是个艺术方面的专家,比他小三十岁,确实婀娜多姿。他的两个干净俐落的金发女儿,一个四岁,一个五岁,正朝着他微笑。
罗森堡和妻子谈着话,他女儿则在过道等着。亨利·格雷克牧师试图跟她在那里说话。女孩子十三岁,显出早熟的秀丽。格雷克问她愿不愿意同他一起祈祷,那姑娘却回答说:“别给我做那无聊的祷告。”格雷克给吓了一跳。又问他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她说:“当然,给我来支烟怎么样?”
探视结束的时间到了,哭哭啼啼的埃米·戈林挨近埃玛·斯瓦本兰德。她问:“你觉得法庭会把我丈夫送到一个像厄尔巴那样的岛上去吗?或许我可以在那儿和他相会。”
回到监牢里,无人探视的被告们还等着。俄国人宣称他们找不着住在柏林苏军占领区内的雷德尔太太。赫斯拒不见探视者。他曾告诉安德勒斯上校说:“我正受到非法监禁,我不想我的家人在这种受辱的状况下见我。”凯特尔说他业已名誉扫地,因而没有脸见妻子。
在法官考虑对威廉·凯特尔的共谋罪指控时,伯基特指出他们正面临一个疑难。一个像凯特尔那样的军事机器人能被视为与希特勒一起策划编造侵略战争的共谋者吗?凯特尔的答辩词是军人的职责是服从命令。他几乎承认他不作任何思考。比德尔翻阅他那份法庭规章。规章第八条规定,遵循上级命令不是一个正当答辩。“不过在减刑方面可予以考虑。”他们就凯特尔的问题进行表决。
进行猜测在斯坦因城堡已经成为着魔的游戏,记者们聚集在酒吧周围,认为“命令就是命令”的答辩上将不会为这位为德军参谋总长脱罪;不管凯特尔的奴才相多么重,他还是要被判决有罪的。然而,他们认为,十足的军人约德尔却不会被判处有罪。
法官们很快就把卡尔登勃鲁纳解决了。集中于起诉罪状的第一条上的论据,是此人的地位是否重要到能与希特勒共谋发动一场战争?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提出一个更为棘手的案例。他直到最后供述,还继续拥护他曾协助产生的国家社会主义哲学。他还盗窃欧陆的艺术品来充实希特勒和戈林的个人收藏,但不是为他自己。他的辩护律师证明罗森堡谴责过发生在东方的暴行,而他不过是那里名义上的统治者。其实,罗森堡曾辩解说,他试图以人道方式从事恶魔的工作。法官们的使命是,确定他在那固有的矛盾中究竟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成功。罗森堡是个无赖和蠢货,比德尔相信这一点,但这是不是就要付出一个人生命的代价?9月10日,对罗森堡的定罪和执行死刑的投票表决为二比一。比德尔握有决定的一票,他告诉别人他必须把问题留到以后再说。
他们发觉汉斯·弗兰克异乎寻常地悲惨。他有文化素养,有才华,但达成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良心换取富贵和权力——接着便失去一切。他的悔恨看起来很真诚。这个克拉科夫的机会主义者成了纽伦堡的忏悔者,他几乎是欣喜若狂地沉浸在忏悔中,即使他最后的供述本还可以显得更加痛悔些。宽大为怀的力量出现在法官席上,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提议饶弗兰克一命,比德尔欣然同意。尼基钦科坚持处以绞刑。基于对劳伦斯爵士的影响,比德尔再次发现他点一下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存。
泰克斯·惠利斯伸着身子探进铁窗,与赫尔曼·戈林聊起天来,牢房看守则站在一旁。戈林祝贺惠利斯最近被升为中尉。行李间里有戈林的两个衣箱,一个小旅行包和一个帽盒。作为今日的监狱分区值班军官,惠利斯握有行李间的钥匙。戈林把送给惠利斯的第三件礼物从行李中取了出来,那是一副漂亮的灰手套。
眼看着这种轻松友爱的情景,一等兵威廉·格伦尼惶惑不解。格伦尼在护送戈林去教堂做礼拜的第一个星期天,高兴地坐在前排挨着戈林,那帝国元勋却恶毒地瞪了他一眼,以致格伦尼只得溜到教堂后边去坐了。从此以后,每次只要有戈林在场,他就感觉到此人令人烦恼不安的凝视。格伦尼平时是个趾高气扬的战士,对于自己竟被这个囚犯所恐吓颇为恼火。他尤为烦恼的是,为了搞到一整套被告们的亲笔签名,就差戈林一人的签名了。赫斯不算数,因他不给任何人签名。随着审判接近尾声,这些签名的价值就像卖方市场的货物一样在不断往上涨。完整的一套大概可卖得二百美元。大多数被告都同意以此换几支香烟,施特赖歇尔则要了一盒口香糖。
一天早上,格伦尼鼓足勇气,准备好一张纸和笔,从一个方形窗口扔给戈林,他说:“赫尔曼,我要你的签名。”戈林又给了他冷冰冰的一眼,但还是抓起笔潦草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他把纸扔还给格伦尼,说道:“五十年后,那将是无价之宝。”年轻的格伦尼从来没有在赫尔曼·戈林身上看到一点点丑态或傻态。
搞阴谋是一种束缚。尼基钦科说,这就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给他的教训。因此,施特赖歇尔在起诉理由第一条,即阴谋发动侵略上,第四条理由即违反人遭罪上,都是有罪的。施特赖歇尔从一开始就与希特勒并肩前进。他的种族仇恨的代表作《冲锋队员》周刊,告诉数以几百万计的德国人憎恨并且杀死犹太人不仅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施特赖歇尔像其他国家生产闹钟那样为普通德国人进行大屠杀提供原动力。俄国人尼基钦科争辩说,《冲锋队员》周刊为通向奥斯维辛铺平了道路。庭长劳伦斯接受了尼基钦科的基本原理。比德尔一直倾听着,直到听不下去才开了口。他说:“仅仅因为施特赖歇尔是希特勒的朋友或者是个地方长官或纳粹党就判处像施特赖歇尔这样诱杀犹太人的小人物有罪,是荒谬可笑的。”他们在这里要决定法律要点,而不是给一个人判罪,因为判罪十分符合夸张了的共谋罪概念。
瓦尔特·丰克的案子也很快处理掉了,该继续审议雅尔马·沙赫特的案件了。比德尔利用此机会来证明他与杰克逊意见相左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考虑。他知道杰克逊迫切地要把沙赫特作为帮助希特勒上台的工业金融家阶层的代表定罪。比德尔站在尼基钦科一边,赞成按起诉理由第一条给沙赫特定罪。然而,正如劳伦斯一样,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则想要宣告沙赫特无罪。约翰·帕克并不具有决定权的一票,但提出一条打破僵局的办法。他说法官们应当考虑沙赫特的职业。“沙赫特是个银行家,因此是个有身分的人。”
詹姆斯·罗与语言处处长阿尔弗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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