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审判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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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一段关于德国人的故事。曾就鲍曼一事质询过戈林的检察官西奥多·芬斯特马赫尔，开始同一个戴着非洲军团帽的退伍兵交谈。这个退伍兵是数以千计的流落街头的失业者之一。他挥着手跨过一片废墟，感叹着眼前的景象是多么可耻——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对一个全无军事意义的城市实行轰炸，实在毫无必要。芬斯特马赫尔问他，重建纽伦堡需要多长时间？老兵回答道：“噢，十年，或许二十年，但有元首这样的人，五年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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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星期一，法官们会晤，开始就判决问题进行最后的讨论。詹姆斯·罗向法官们简要介绍了他制定的保安措施。在法官们商议时，电话线将要切断。所有废纸，多余的笔记或未使用过的文件副本都要装在特定的袋子里烧掉。为了在此紧张时期保护法官们，沃森将军的办公室正给他们安排几辆防弹轿车。罗讲完，劳伦斯爵士提醒他的同事们注意他们的最终职责，并大声宣读宪章的第二十七条：“将给被告定罪，判以死刑或被确认为公正的其他刑罚”。
　　法官们总是被国际军事法庭这种工具的某些弱点所缠磨着。他们的司法权所依据的原则是否高于强权即真理这一概念？美国人有什么权利对一个在波兰犯下罪行的德国人作出判断呢？如果问题是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为什么只有德国人受审？对德国的盟友意大利人中间的战犯怎么办？或者就此而论，德国的敌人，现在德国人的审判者所犯的罪行又该如何？更麻烦的是，又怎么看待法律是在事实和行动相吻合之后编造出来的这一论点呢？即便现在，过了所有这些月份，法官们仍企盼确保合法性。

　　为了使法官们在“追溯既往”的问题上良心得以安然自在，罗与其同事艾德里安·“粗坯”·费舍尔查遍了各种档案。比德尔给同事们念了一份他的助手们为他准备的案情摘要。他们回顾了1899年第一个《海牙公约》，指出军事法庭曾经审判和惩处过违犯战争法规的个人。然而，这些协议并没有把这种“违犯定义为“犯罪”，也没有规定实施或建立法庭来审判罪犯或确定刑罚。迄今还没有人对这些审判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军事法庭从开庭以来，仅对在意大利的德国将领安顿·多斯勒，对杀害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的六个德国公民，对达豪的党卫军士兵和在马尔美地杀害美军士兵的凶手给予惩罚。国际军事法庭不就是对这些先例进行了最高层的延伸吗？
　　约翰·帕克提出一个关于各国司法代表在定罪时的角色问题。他们是否又要成为国际军事法庭的多余人物？劳伦斯爵士已经同其他几位主审官磋商过了，决定所有八名法官都要参加试投票，但最后表决时只由四位主审法官参与。尼基钦科再次提出四票中有两票就足以定罪，但被否决，四票中须有三票赞成才可以定罪。
　　假如伯顿·安德勒斯在二十八年的军旅生涯中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懒散的部队是容易惹事的部队。因此，他允准将操场旁边的体育馆拨给二十七步兵团的篮球联队使用。安德勒斯还从他的熟人凯利和吉尔伯特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情报，他得给C牢区那些忧心忡忡的囚犯们找点什么事干，因为劳伦斯爵士已告诉他作出判决需要一个月。他于是拟定一个社交时间。空着的三十二号牢房给改成了一个俱乐部，备上纸牌、棋盘和其他游戏。每个犯人可主办两次社交聚会，邀请三个其他囚犯参加。这意味着德国人共有四十二次机会可以外出，享受一下难得的正常交往。社交时间立见成效。连施特赖歇尔，卡尔登勃鲁纳和呆板的弗里克都受到邀请。但是，安德勒斯注意到他们从不沾手那些游艺，他们攀谈着，没完没了地交谈。
　　在法官们讨论的初期，亨利·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提出一个问题。如判死刑，对军人囚犯，是否会考虑用行刑队执行枪决？尼基钦科反对。子弹是体面的对手而不是屠夫的结局。至少这一次，俄国人占了上风。法庭决定，死刑必须以绞刑方式执行。随着最后一条基本条例的确定，法官们开始就判决投票了。
　　比德尔的秘书多萝西·欧文斯，花费在给戈林的判决书打字的时间，比法官们作出判决的时间还长。但是，赫斯的案子更复杂一些，他是不是个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他显然不是。医学专家作出的结论说，赫斯能够明辨是非，并了解他的行为的后果。法官们还得面对另一桩怪事。赫斯显然是纳粹台面人物之一，他曾帮助希特勒形成歪曲的哲学，他至少是德国生存空间概念的共同发明者，希特勒这一概念是旨在扩展德国的生存空间而进行侵略的理论基础。他在颁布纽伦堡法上曾发生作用。在纳粹王朝中，他排在戈林之后，居第三。然而，不管多么狂热而侠义，赫斯确曾发起过一次和平使命，他在英国的监狱中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期。在比德尔看来，关键的问题是赫斯为什么要去苏格兰。如果诚心希望和平，对那件事就应予以冲淡，假如这是为使英国退出战争和促成苏联的失败而使用的一个奸计，那么，他在侵略阴谋中就扮演了另一个角色。
　　劳伦斯爵士看看尼基钦科。这个俄国人已经把他本国的立场讲得很明白了。苏联要鲁道夫·赫斯的脑袋。那家伙的苏格兰的冒险之行显然是打算孤立苏联，以便消灭之。劳伦斯认为，尼基钦科将对所有罪状合计裁定，因此判处赫斯死刑。然而，投票时尼基钦科却犹豫了。他的初衷，确是赞成死刑。但考虑到就要出现的僵局，他担心其他人可能也会在宽容的基础上寻求妥协，他说，他重新审议了被告，他将不投判死刑的票，但可以支持无期徒刑。他的决定震惊了他的同事们。比德尔变得喜欢尼基钦科了，把他当做一个有趣的具有感染力的朋友。但这种不顾莫斯科要求的立场，显示了高度的勇气。他们进行了表决。
　　他们将怎样审理里宾特洛甫这个没骨头的传送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人的罪行呢？法庭书记员的备忘录对他最恶劣的行为作了概述。他知道等待犹太人的命运是什么，他命令在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任职的大使们加快把犹太人流放到东方。他还极力主张把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交给执行私刑的暴徒。对于里宾特洛甫表示的唯—一点同情，是承认他不中用。当他们投票时，诺曼·伯基特爵士指出：“这个人的生命动力已被中断了。”
　　在讨论的第一周，司法大厦的大厅里回荡着一种不和谐的声音，那是孩子们的笑闹声。安德勒斯上校最后认定，准许被告的家人来探视是安全的。法官们同意了，并且要求军方提供旅行许可证，安排交通运输，以及在法庭的一个特别餐厅让探视者用餐。
　　埃玛·斯瓦本兰德是一名管理探视者中心的美国文职雇员，她轻便地走动，将被告和他们的妻儿安置在一起。她很佩服上校允许探视，但对于他坚持保有铁丝网之事颇觉失望。他是坚决不答应，规定不许接触，不许接吻，不许握手。武器和自尽的工具就是这样传送的。
　　一个长着和她父亲一样的宽脸盘，瘦腿的小姑娘站在椅子上，背诵着她母亲为这一探视场合教给她的诗句和歌。赫尔曼·戈林已将近一年半没见到他的妻子和女儿埃达了。他妻子埃米昔日很活泼愉快，如今看起来憔悴得如同她穿的那件褪色的旧印花衣了，双眼还不安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