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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伟大而矛盾的19世纪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称之为“绝对困境”（Absolute Paradox）的问题。他说，基督教施加在信徒身上的教义不仅是不可能的、无法理解的，而且也是荒谬的。荒谬之处在于真理的存在，上帝出现，神的诞生、长大并且变得和人一样都是由教义说明的。尽管基督教宣称这是真的，但我们还是难以理解上帝为什么要以基督的身份在人间经受苦难。
    这种绝对困境在每个寻求肉体和灵魂的答案的宗教人士身上都会产生撕裂。他们无法理解一个能够创造出整个世界的神，为什么会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情感体验，包括喜悦、爱、慷慨、恶毒等，并且有时会对世人遭遇的苦难漠不关心。对此有人说，“这是上帝在检验我们的信仰”，或者“上帝在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运作”，但这些说法都不足为信。
    正如卡尔·荣格曾经说过，有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只会越变越大。绝对困境就是这样，没有解决方法，因为没有什么要解决。问题不在于自然界或者是上帝的存在，而在于人类存在的生物学源头和人类思想的本质，以及使我们成为生物圈进化巅峰的原因。生活在这个真实世界的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从魔鬼和部落神灵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从事人类大脑研究的神经科学家很少会提到“自由意志”。而对哲学家来说，他们大多认为它是一个最好被放到一边，至少可以暂时放到一边的课题。他们大概会说：“我们会在准备充分、时间充裕的时候处理它。”与此同时，他们的目光却落在了前景更光明、设想更现实的科学领域，即意识的生理基础。事实上，自由意志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科学探索对人类来说，比把关于意识思维的幻影看穿更重要。每个人，包括科学家、哲学家和宗教信徒，都会同意神经生物学家吉拉德·艾德曼（Gerald Edelman）所说的，“意识是我们展现人类所有宝贵特质的基础。永久地丧失意识就等同于死亡，哪怕身体依旧存在着生命迹象”。
    意识的生理基础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问题。人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构成，是宇宙中已知最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在有机物中还是无机物中，每一个神经细胞都会形成突触，并与其他平均一万个神经元相互传递信息，方式是每一个神经元都使用独特膜放电模式形成数字编码，并沿着它自己的轴突路径发射。大脑被编组成了几个功能相异的区域、核心，以及负责不同部位功能的运作中心。这些部分会对激素和脑外产生的感觉刺激以不同方式起反应，而全身的感觉和运动神经元与大脑的信息交流也十分密切，以至于它们几乎可以被视为大脑的一部分。
    人类全部遗传基因密码中有2万～2.5万个基因，其中有一半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了大脑思维系统的指令发布中。这是人类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快速发展的结果，人脑也是进化速度最快的高等生物器官之一。在长达300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脑容量从南方古猿的600cc或低于600cc，到能人的680cc，又到现代智人的1 400cc，足足增长了一倍之多。
    2 000多年来，一众哲学家一直在尝试解释意识的概念。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工作。然而，由于他们对生物学一无所知，所以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事实上，我认为哲学的历史就是由大多失败的大脑模型组成的，这一说法并不苛刻。现代的一些神经哲学家，诸如帕特丽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6)，在解释已经获得的神经科学发现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例如他们让别人了解到，人类的道德意识和理性思考其实只具有次要的地位。而那些具有后结构主义倾向的人则更加保守，他们认为这些脑科学家的研究把问题简单化了，过分强调客观化，从而无法真的解释清楚意识的核心。这些人认为，在意识具有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意识的主观性也无法通过科学方法获取。为了证明这些观点，这些又被称为神秘主义者（mysterian）的哲学家谈到了“质感”（qualia），即我们在受到感官刺激时所体验到的微妙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例如，我们能够从物理特性上辨认出“红色”，但什么才是关于“红”的更深层的感知呢？这种感受也无法通过科学的探究获知。在颜色方面尚且如此，如此抽象不可捉摸的意识或灵魂，又怎么能通过科学方法认识呢？
    这些持怀疑态度的哲学家采用的做法是从总体到部分，向内自省。他们会先探讨人们如何思考，然后提出解释，抑或找到无法解释的原因。他们也会描述现象，提供发人深省的例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意识中有某种东西与一般现实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无论这种不同是什么，都最好留给哲学家和诗人讨论。
    神经科学家则不这么看。与前面从总体到部分的过程相反，他们严格地进行着从细节到全局的探究工作。他们对这项工作的难度有着清晰地认识，就像登山一样，不是一步就能做到的。他们也同意达尔文的说法，人类的意识是一座不能被正面攻下的城堡。因此，他们会沿着城墙展开多重探测，零星地在各处打开缺口，伺机寻找突破口进入城堡深处，再利用科技的创造性和力量探索一切可以有动作的空间，从而认识人类的意识。
    要成为一个神经科学家，你需要对自己有信心。假设意识和自由意志真的存在，有着完整的过程和实体，谁知道它们藏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足够有耐心，它们会不会像一只毛毛虫变成蝴蝶那样，从海量的数据中浮现？从而让我们像济慈笔下巴尔博亚（Balboa）周围的人马一样目瞪口呆、胡乱猜测？同时，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因为与医学方面的密切联系，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相关研究项目越来越多，每年的预算总额从几亿到几十亿美金不等，成了科学界的“大科学”（Big Science）。同样的热潮也出现在了癌症研究、航天工程、实验粒子等研究领域。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神经科学家已经发起了被达尔文认为不可能的直接进攻。他们设想了一个名为“大脑活动图谱”计划（brain activity map，简称BAM）的尝试，该计划由美国关键政府部门主导，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构想，并与脑科学研究院合作，作为政府政策获得了奥巴马政府的认可。这个项目如果能够成功筹集经费，将具有与在2003年完成的、被誉为“生物学登月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同等重要的地位。“大脑活动图谱”计划的目标是绘制每个神经元活动的实时图谱。这项工作所需的大量技术手段还有待开发。
    “大脑活动图谱”计划的基本目标是把所有思维过程，包括理性的和感性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