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　黑尔的“普遍规定主义”

姻。”〔402〕

很显然，黑尔从道德思维的理论研究中已经深深感到了元伦理学的局限和困难，有意识地试图突破元伦理学的限制，走出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对峙的维谷之间，在两者间架起桥梁。尽管他表面上强调要建立一种既非纯元伦理又非纯规范伦理学的道德体系，但这恰恰反证了他力图调和两者矛盾的心愿，这显然偏离了元伦理学的理论路线，它是黑尔伦理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在前面，我们已经从黑尔关于道德判断的两个特征的论述中发现了这种偏离与转向的明显迹象，并分析了它所预示的理论意义。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了黑尔所谓“普遍规定主义”伦理学已经表明着西方元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复归的开始。或许，这种理论蜕变，已经预示着西方元伦理学开始消沉，它本身正面临甚至已经在经历着一场新的理论革命——重新构造和确立自身已是元伦理学并寻找继续发展的出路。

最后，应当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一位现代英国的著名伦理学家，黑尔同许多本民族的元伦理学家一样，并没有完全摆脱英国民族的道德文化传统的影响。〔403〕从17世纪初开始到维多利亚时代所积淀下来的以求实利、重经验为基本特征的传统英国功利主义道德文化仍有着不屈的现代生命力，对黑尔的伦理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同对摩尔、罗素、艾耶尔等分析伦理学家一样。它驱使黑尔常常不由自主地跨出经院式的分析伦理学的栅栏，去感受和正视书斋院外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坦露出对传统功利主义伦理学所饱含的那种生动可感的现实生活经验意蕴的几许迷恋。或许，这种道德理论现象就是伦理思想家与其特有的民族道德文化的一种不可超脱的感应与牵连吧。

至此，我们已经沿着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长廊走到了当代，黑尔的思想探索已经把我们从现代西方元伦理学发展的历史追寻中领到了当代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