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存在主义伦理学

存在主义是继现象学之后或者说是直接从现象学观念中生长出来并迅速勃兴的重大哲学伦理学流派，它们一道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最负盛名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其伦理学亦复如此。

在现代西方诸种哲学和社会思潮中，确乎还没有哪一个流派或学说像存在主义这样对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政治学以及社会实际生活诸方面发生过如此浩大而持久的影响。作为一股世纪性的理论思潮，存在主义不仅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最主要的潮流之一，而且也是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主流之一，同时，存在主义不单触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哲学在内的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和伦理思潮，而且以其独特的“人的关切”吸引了包括东方、非洲在内的差不多是全球性人类的注意力，深深渗透于西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存在主义是20世纪人类文化现象最突出的表征之一，无疑也是现代西方伦理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1.1　存在主义伦理学的滥觞与雏形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概念源出于拉丁语“existentia”一词，原词为“存在”（being）、“生存”（subsisting）、“实存”（existence）之意，依词义可直译为“实存主义”。严格地说，“存在主义这一名词并不代表任何一种特殊哲学系统”〔196〕。用考夫曼的话说，甚至“不是一种哲学，只是一个标签，它标志着反传统哲学的种种逆流，而这些逆流本身又殊为分歧”〔197〕。但它确乎又像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之下，汇集了20世纪阵营最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大批哲学家、文学家、神学家……都簇拥着它大声疾呼，组成了20世纪最强劲的文化之音，沉重地撞击着时代的回音壁。在这面旗帜下我们可以轻易列出一串响亮的名字：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马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加缪、卡夫卡、波伏娃、布伯、蒂利希、怀尔德……，他们都是镶缀在20世纪存在主义天幕上的群星座，正是他们以各自灼炽多彩的智慧之光，组成了存在主义群星灿烂的银河。但在此之前，至少还曾有过三颗业已在20世纪的曙光绽露前夕陨落了的启明星：克尔恺郭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而从更广阔的视域来看，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伦理学思潮，也从叔本华、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生命意志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方法论中，汲取了丰富的理论养分。鉴于本书前所备述，我们在此仅限于克尔恺郭尔这位公认的存在主义先驱的伦理思想，以窥视存在主义伦理学先期的理论雏形。

11.1.1　克尔恺郭尔：存在主义之父

索伦·阿贝·克尔恺郭尔（Sö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是公认的存在主义鼻祖。雅斯贝尔斯曾经谈到：“克尔恺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198〕法国存在主义者让·华尔也谈到：“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和了解存在哲学的这些早期预示，正是因为有过一位克尔恺郭尔的缘故。”〔199〕事实上，尽管克尔恺郭尔本人生前也许并未意识到他将会对后世产生划时代的历史影响，但他的思路确实预制了20世纪最强劲的哲学伦理学一脉。

克尔恺郭尔于1813年5月5日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之家。其家族姓氏的由来本身说明了这种宗教虔诚。据说，他的祖先原贫窘不堪，曾借教会牧师的住宅栖身，为报此圣恩，家祖便以教会为姓。在丹麦语中，“Kierke”的本义就是“教会”，而“gaard”则意为“庭院”、“家园”，两字组合即为克尔恺郭尔家姓（Kierkegaard）。据传，一些偶然的机遇曾使克尔恺郭尔一家成为暴发巨富。这种命运的偶然，使其父心慌失措，全家也因之恍惚不安。加之克尔恺郭尔本人天生体弱多病、初恋失意，因而铸造了他自己忧郁寡欢、性情脆弱的心理。克尔恺郭尔曾回忆道：“我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一个不幸的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和一个又一个痛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直到濒于疯狂的边缘。”

克尔恺郭尔5岁上学，184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10月赴德国柏林深造，但仅四个月后就返回哥本哈根，开始大量写作。1843年他曾用笔名发表《非此即彼》（二卷本，一译《或者或者》）。同年又出版《反复》和《畏惧与颤栗》。随后几年里，他先后发表《恐惧的概念》（1844）、《哲学残篇》（1844）、《人生道路诸阶段》（1845）、《关于人生中的严酷境遇之思考》（1845）、《总结性的非科学性跋》（1846）、《现时代》（1846）、《致死的痼疾》（1849）、《基督教的磨砺》（1850）、《日记》（1850—1854）等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一、随意自由、包含广泛，其中含有丰富的伦理学材料。1855年11月11日，克尔恺郭尔病逝家中。

克尔恺郭尔所处的时代，是民族的内忧外患时代。他深切地体验到了19世纪初丹麦与英国间爆发的“哥本哈根民族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民族失败的痛苦，又为当时风靡欧洲的工人民主革命运动和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震荡所困惑，更为当时各种各样哲学文化观念所忧虑。他反对当时的一些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哲学思想，蔑视当时正如日中天的黑格尔哲学。这一切注定了他必须承受一个动荡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强加于他的痛苦、困惑，又不幸地忍受着自身生活孤寂失意和疾病所带来的灵肉折磨。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乃至决定他终生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他对人生、价值和道德的看法。

11.1.2　孤独个体——黑格尔的颠倒

在伦理学上，克尔恺郭尔为他的后继者们留下了这样一些遗产：首先，他猛烈抨击了黑格尔哲学，开创了反理性主义和反整体主义的理论先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以主体个人的存在取代客观精神或观念的绝对至上地位。他认为：“由热情而来的结论是唯一可靠的结论”，而“我们的时代所缺乏的不是反省力，而是热情”〔200〕。黑格尔的荒谬恰恰在于他过于依赖于“纯粹的理性思维”，把真实的主体个人遗失在客观观念的黑洞内无以自救。真实的只有“孤独个体”的主体性存在，黑格尔的绝对客观观念只能是“向一个饥饿的人朗读烹饪书”式的知识游戏，根本无补于人生实际。因此，克尔恺郭尔自诩“主体性的思想家”，认定“主体问题并不是关于客观结果的问题，而就是主体性本身。因为议论中的问题要求人们做出决定，而一切决定都属于主体性。所以，重要的是必须把一个客观结果的所有痕迹都消灭掉”〔201〕。另一方面，由这种反客观、反理性的哲学立场出发，克尔恺郭尔进而否定了黑格尔社会总体主义或国家极权主义的伦理观。他认为，黑格尔是一个建筑了绝对观念之完美宫殿而自己却栖居于茅棚的伟大而渺小的哲学家，他醉心于社会整体（国家），忘却了活生生的个人；偏于群众，漠视单个个体。可是，“群众就其概念本身来说是虚幻的，因为它使个人完全死不悔悟和不负责任，或者至少是削弱了他的责任感，把个人降为零”〔202〕。真理在于：正像人的主体性是决定一切选择的关键一样，孤独的个体自我构成了存在的核心，是一切事物关联的枢纽。

所谓孤独个体，在克尔恺郭尔这里即是指唯一具有真实存在的自我体验、自我关切和自由选择的主体性个人，这是他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