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存在主义伦理学

是一种伦理观”〔223〕。

人生的自由昭示了人生的伦理意义。但这种伦理意义首先是一种本体化的价值存在意义，它表明着人的孤独存在，而这种孤独存在的基本状态便是恐惧（dread）。恐惧是人的绝对自由的必然结果，它包含着烦恼（anguish）、忧郁（anxiety）和绝望（despair）三种基本样式。

恐惧是孤独个体的必然命运。人选择孤独也就选择了恐惧的人生。孤独的个体面对人生和世界，无依无倚，心悬情颤，处于一种无名而持久的恐惧之中。恐惧不同于畏或怕，因为后者是对某种明确对象产生的主观感受，如失业、患病、天灾人祸等等。而恐惧既无确定对象，又无产生的根由。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弥漫于全部人生却又无可言指和规避，犹如一片无边无形的阴霾笼罩着人生，使人处于一种无法描述的神秘莫测之感受前的战战兢兢之状。人的这种恐惧源自其孤独的心理体验，它表明个人永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包围着，使人如临深渊。但恐惧并不只是人生之不祥感受，也是其从噩梦中惊醒的最初表征。正是对身外虚无世界的恐惧感，使个体从无意识中苏醒，意识到自我的孤独存在，从而一往无前地选择人生。因而“恐惧是自由的可能性”〔224〕。

克尔恺郭尔认为，恐惧作为人生的基本存在状态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是厌烦。厌烦是人面对虚无而在内心深处滋生的一种无可名状的厌恶和烦恼，它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外物所引起的厌烦；二是由人对自身的厌烦。厌烦增长到一定程度便使人心烦意乱，心境愍愍而难以自解。这便是忧郁。忧郁是恐惧的第二种也是其较深刻的表现，它是一种“对人生处境的恐惧”〔225〕。其深刻之处在于：它不单让人烦恼不堪，且使人从内心忧郁中感悟并趋向宗教世界。当人为厌烦和忧郁所重重挤压时，他实际上已经陷入绝望。因此，绝望是恐惧最深刻的表现形式。“绝望就是致死的痼疾”〔226〕。它不是人对某种外物的绝望，对外物的绝望仅仅是人生绝望的开始，而是人对自我存在的绝望。它或表现为人不愿意“成为自己”；或表现为人“成为自己”的绝望。但无论人是否愿意成为他自己，只要他面对孤独人生，他就不得不面对绝望。这种绝望的本质是使人忍受致死的煎熬，欲生不能，欲死不得。绝望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人无法根绝的趋向（unto）死亡的顽症，它是人类普遍的“疾病”。“绝望的人无法死，诚如‘利剑无法杀死思想’一样，绝望也无法消耗永恒之物，消耗自我。……绝望恰恰是自我消耗，但它是一种无能的自我消耗，……这是已被提升到一种更高能力的绝望，或者说它是潜能的法则。这是热烈的煽动，或是绝望中的冷火，是持续使人绞痛的溃烂，它是永远内在的、且愈来愈深刻的无能之自我消耗中的令人绞痛的溃烂。”〔227〕这即是说，绝望并非人生的死亡，而毋宁是人生的一种内在持久而剧烈的痛楚和折磨。它使人对尘世生活万念俱灰，又促使人清醒意识到有限人生与无限人生的差别与统一，看到上帝并将无比热烈的信仰投向上帝。

故而，绝望又是一种超越的人生意识。“随着意识程度的每一次增长和其比例的增长，绝望的程度也不断增长：意识愈强，绝望愈强。”〔228〕换句话说，绝望也是基于人的意愿而产生的，“人们没有意愿绝望，就根本不会绝望。但是，当人们真正意愿绝望时，他们就会真正超越绝望；而当他们已经真正意愿绝望时，他们便真正选择了绝望所选择的，即在他们的永恒有效中选择了他们自己。人格只有在绝望中才能获得平静，而不能通过必然性获得平静。因为通过必然性，我就永远不会产生绝望，而只有通过自由才会绝望，也因此才能赢得绝对”〔229〕。所以，绝望决不是一种消极否定的人生表现。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领悟到克尔恺郭尔存在主义伦理学的基本主题：在反理性主义哲学和反社会或国家总体主义伦理学的背后，克尔恺郭尔的真正意图是打破黑格尔式理性主义的绝对封闭，用“孤独个体”取代理性群体或国家整体而充当伦理价值的主角。无疑，他的“孤独个体”按其设计在存在主义伦理学和人生哲学舞台上演出了一台由感性梦生到理性自醒再到宗教狂醉的三幕剧。这是对沉溺于快乐享受的审美人生境界的观众所演出的一场警示性正剧；也是一场向那些止步于道德王国门前的人们所展示的人生讽刺性悲剧；更是一场鼓励人们自由地投向上帝怀抱的宗教性喜剧。“悲痛需要道德勇气，而喜乐则需要宗教勇气”〔230〕。克尔恺郭尔为此设计的主题是个人的自由人生，它展现的是充满非理性偶然、热情、荒谬和痛苦的人生恐惧、烦恼、忧郁、焦虑和绝望。因之，它的基调是悲剧式的。但又不是完全悲观的，毋宁说，它拥有着一种喜剧式的悲怆与悲剧式的狂痴相互混融的奇特旋律。人生酸甜苦辣，悲欢沉醉，五味俱全，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就是克尔恺郭尔对人生的领悟。

但是，我们却不能沉浸于这样一幕人生剧情之中，也难以成为克尔恺郭尔人生剧情的接受型观众。因为当他完全撤除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的帷幕时，其所编导的人生剧不仅没有弥补黑格尔曾经忽略社会现实背景这一缺陷，反而使黑格尔思想中原有的辩证法智慧和历史主义的视域也消失了。没有了历史的衬托，没有了社会和文化的观照，也没有那些不可或缺的人类同台者，克尔恺郭尔的“孤独个体”只能是站在一片荒漠上表演。无论他的表演如何充分，演技如何卓杰超群，这位孤独者如泣如诉的表演也无法使我们明了人生的全部真谛：人生存在的文化和历史情景；他的社会现实生活条件；他的本性和本质生成；他的价值实现；等等，都没有在克尔恺郭尔的理论中占得一席地位。这一失误是致命的，也是克尔恺郭尔所无法弥补的。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简单地否认克尔恺郭尔特有的功绩。他对黑格尔绝对理性主义和国家总体主义哲学伦理学的尖锐抨击，毕竟在形式上击中了近代唯心主义伦理学的要害，对人的道德生活和价值的观审确实不能停留于黑格尔建筑的观念宫殿里。而且，克尔恺郭尔不乏真诚地表达了他所处的那个不幸时代和社会里人生的许多真实经验，这使他的学说多少具有其真实可信的特定历史价值。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从理论思维的角度来看，克尔恺郭尔并不像叔本华那样一般地用非理性主义的方法来对抗古典理性主义，而是用一种本体化的人学方法来与之抗衡，并以此陈述其人生哲学和伦理思想。诚如当代美国存在主义思想家怀尔德所指出的：“在他看来，伦理学是一门本体论的学科，它使我们深入到存在的根基之中，如果我们不能洞见存在的秘密，我们就不能够理解它们。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品质（善）反对另一种品质（恶）的问题，它毋宁是一种真实的选择、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存在问题。这种真实的选择、生活和存在，是与那种冲淡了的、表面的选择和生活相对立的。它是处于危急状态之中的真实存在。”〔231〕或许，也正是克尔恺郭尔对个人存在的这种直面心理描述，满足了动荡时代里处于焦灼不安状态下人们的特殊心态，才使他的思想成为尔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主要来源，为一大批存在主义思想家着意发挥，因而形成了20世纪一场存在主义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