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

矛盾激发，教派间纷争不断，给新思想新观念的渗入留下了空隙。随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初步松动，教会受到了越来越强大的外部压力。这种内外交困的状况，迫使教会对原有的正统学说进行相应的改造，教父哲学传统受到挑战。这是托马斯得以系统研究并采纳亚里士多德乃至斯多亚派的世俗哲学成果的外部环境。自公元5世纪基督教登上西欧社会意识形态宝座以来，终于出现了第一次内部的理论更新运动。它实际已经预示着正统宗教神学之不可动摇和更改的时代行将终结，甚至也预示着稍后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即将来临。

应当认识到，托马斯的新体系虽然还只是传统宗教伦理学内部的一次新尝试，但他所做的努力已经脱出了正统宗教神学的范畴。他对两重世界、两种德性和两种幸福的双重承认，显然脱出了安瑟伦式的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他对理性和自由意志的肯定，特别是其“先理解后信仰”的主张，不仅是对原有的“先信仰后理解”之正统教父哲学信条的简单颠倒，而且也是对人类世俗要求和世俗伦理的重大让步。它使世俗道德生活和幸福追求相对合理化、合法化，大大增强了宗教神学伦理对人类道德生活和行为的干预能力和实际亲近感，客观上也维护了宗教神学的权威。

因此，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才有可能成为而后西方宗教哲学的主导。历史地看，这一学说既是宗教神学的一次新的综合，也是一次新的传统改组和预制：它所取得的较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使它更切近社会生活实际，而它所保持的宗教理想精神又使它得以保持超越现实、批判现实和干预现实的“理论特权”。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托马斯主义在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中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可能性前提，使它成为新时代条件下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的主要理论源头。

15.1.2　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的现代流变

13世纪以后，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被罗马天主教会奉为经院哲学的最高权威。但迨至16世纪，它一直受到教会内外的批判和冲击。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批判天主教会的暴行逆施开始，进至批判托马斯经院哲学的封闭守旧和僵化教条。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则对这一正统神学展开了强烈的抨击。随之，代表欧洲新生社会力量的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凭借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向经院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近代法国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的勃兴，和稍后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使宗教神学陷入空前危机，几近灭顶之灾。1871年著名的法国巴黎公社运动公开颁布了反宗教的法令，沉重地打击了宗教教会。可以说，从16世纪至19世纪初，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西欧教会从组织、政治和理论上都处于深刻的危机状态，这是托马斯主义的灾难性时代。

罗马教皇利奥十三岁（Lio ⅩⅢ，1810—1903）即位后，为挽救宗教于日落将倾，在1879年发布了《天父神谕》（一译《永恒之父》），而此神谕的副标题便是：“按照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重建基督教哲学”。他号召一切天主教的组织机构大力展开宣传托马斯主义的运动，再一次肯定托马斯学说为天主教正统学说，规定在所有天主教会学校讲授其哲学。不久，他还下令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重新出版托马斯全集。1880年，他宣布托马斯·阿奎那为“所有天主教学校的守护者”。随后，他倡导在欧洲建立各种托马斯学说的研究宣传中心。罗马的“圣托马斯学院”率先成立，随之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开设“圣托马斯高等哲学课程”（1882），并相继成立了“卢汶哲学协会”（1888）、“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1889）、“梵蒂冈圣托马斯学院”、“法国巴黎天主教神学院”等学术宣传机构。1894年1月，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创办了《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1946年改名为《卢汶哲学评论》），并在该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比利时神父曼尔西埃（Desire Mercier, 1851—1926）的《新经院哲学》一文，该文首次正式提出了“新经院哲学”和“新托马斯主义”这一概念，标志着新托马斯主义正式诞生。1924年，一位法国新托马斯主义者撰写了《回到托马斯·阿奎那》一书，鲜明地反映出当时新托马斯主义的基本理论倾向和意图，用曼尔西埃的话说，就是“努力使托马斯的基本原理不断地体现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上”〔175〕。

新托马斯主义自诞生起至今，大致经历了两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曼尔西埃神父首次提出“新托马斯主义”这一概念起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其复兴发展阶段；60年代中期以后则是其当代多元发展阶段。

在其复兴发展时期，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理论宗旨是为了应付现代西方世俗哲学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挑战，特别是战争与科学的严峻挑战，力图在新形势下光复托马斯主义。因此，这一时期的新托马斯主义主要还属于“重建”范畴，它的变化与其说表现在理论本身，不如说更多地表现在它面对社会现实状况所进行的观念调整和时代性适应能力方面。其波及范围主要是法、德、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马里坦和吉尔松（Eti-enne Gilson, 1884—1978），他们两人被称之为“20世纪最著名的两个托马斯主义者”〔176〕。此外还有：德国的布鲁格（W. Brugger）、戴姆普夫（A. Dempf）、格拉布曼（M. Grabmann）和弗利斯（J. de Vries）；比利时的马利夏尔（J. Maréchal）、董得涅（A. Dondeyne）；意大利的帕多凡尼（U. A. Padovani）、法布洛（C. Fabro）；瑞士的鲍亨斯基（J. Bochenski）。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新托马斯主义开始扩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之一。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宗教势力再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新托马斯主义也曾一度不太景气。

1962年，梵蒂冈教会召开了第2届“大公会议”，为现代新托马斯主义的发展再一次注入强心剂。此后，新托马斯主义步入当代多元发展时期。如同许多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一样，这一时期的新托马斯主义思潮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将发展的重心从欧洲移向美国，其理论旨趣也有所变化。一些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家结合现代西方一些新哲学思潮（如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等等），对托马斯主义进行了新的补充和改造，发展出一些新的分支。一般来讲，以马里坦和吉尔松为代表的学说被称之为“存在的托马斯主义”（Existential Thomism），它是新托马斯主义最先产生的学术分支。不久又出现比利时的马利夏尔所创立的“超验的托马斯主义”（Transcendental Thomism）和弗利斯的“分析的托马斯主义”（Analytical Thomism）等分支。20世纪60年代后，局面更为繁杂，先后出现了以拉勒尔（Karl Rahner）和朗勒冈（Bernard Lonergan）为代表的“超验的新托马斯主义”；美国的克拉克（William Norris Clarke）结合存在主义、人格主义、过程哲学和超验的托马斯主义，建立了以“人际经验”为出发点的“分有的和创造的”新托马斯主义形而上学；C. 柯伦和P. J. 罗西等人也力图建立一种“神爱论”新托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