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

——马里坦


15.1　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的源与流


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是贯穿于现代西方宗教神学哲学，包括政治学和伦理学等诸学科在内的主要宗教理论之一，在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学派，而是直接受到梵蒂冈天主教会认可和保护的官方权威性哲学，具有正统神学哲学的品格。在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的发展中充当着主要角色。这一前提，决定了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和地位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伦理学派。

15.1.1　圣·托马斯伦理学的传统预制

所谓“新托马斯主义”是相对于中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而言的。故而，了解圣·托马斯哲学的原本乃是我们认识新托马斯主义的历史前提。就伦理学而论，把握这种历史的联系尤其重要。美国当代著名伦理史家V. J. 布尔克谈到：“现代托马斯主义伦理学根源于13世纪多米尼克派修士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172〕

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或1227—1274）出生于意大利罗卡塞卡（Roccasecca）的一个贵族之家，曾在那不勒斯大学执教，1243年参加多米尼克僧团。尔后，他先后在法国巴黎和德国科隆大学学习神学，师从中世纪开明神学家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 1193—1280）等人，后获神甫职位。不久，他又在巴黎、那不勒斯等大学以及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乌尔班四世和克里门四世的宫廷中讲授《圣经》和神学、哲学。他最大的功绩是接受了大阿尔伯特的哲学立场，对13世初经阿拉伯人之手再次传入欧洲的亚里士多德哲学采取了宽容态度，从天主教会原有的反亚里士多德哲学立场转向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宗教神学服务，使之与宗教神学糅合起来，建立自己系统的宗教哲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为教会当权者所接受，而且也被给予极高评价，成为教会认可和推崇的新哲学。从此，托马斯的宗教哲学便逐步取代了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而成为神学正统，甚至被称之为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托马斯本人也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于1323年追封为“圣者”（Saint）。1567年教皇庇护五世授予他“天使博士”（一译“普世教会博士”）的雅号。

圣·托马斯的伦理学说主要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基督教传统神学伦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有神论的目的论体系，其代表作品有《尼各马可伦理学诠释》、《反异教徒大全》（主要见诸该书第三卷）、《神学大全》等等。简要论之，其伦理思想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借用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与质料的学说，论证世界和人性的双重存在和双重本质。托马斯认为，世界的一切是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个别）的结合。可见，世界的本质是质料的、非形式的，它的背后是不可见世界、神的世界。不可见世界的本质是形式的，它高于可见世界。但是，不可见世界或曰形式的世界离不开可见的世界或现实的世界。相反，正是前者的作用使得后者得到发展。同时，纯粹的形式本身也有高低之分，最高者为神，天使次之，最低者是人的灵魂。作为存在者的人亦具有形式与质料的双重存在。灵魂（形式）使人具有人格，灵魂的拥有使人类处于可见的物质世界的顶峰。因此，人是形式的不可见世界与非形式的可见世界（亦即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之间的纽带，他因之也具有了灵与肉的双重本性。一方面，人的灵性使人分有神性；另一方面，人的肉体（质料）与灵魂（形式）相结合又使他具有自己的人性。这种双重的存在和本性使人既要过现世的生活，有着现实的幸福和德性，又有可能升入天国，享受天国的幸福和神学的德性。在现世的道德生活中，人靠理性或理解能力能够获得自行选择的自由意志，但他能否获得神学的德性则由神的意志决定。因此，人不仅要有获取现实幸福和德性的理性及自由意志能力，也要有求得救赎和天国幸福及神学德性所需要的信仰。

（2）托马斯部分地汲取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特别是他有关“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著名命题，提出人的现实生活必然具有合群性和社会政治学的特点。他说：“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173〕社会和政治的生活是人在尘世生活中获得德性与幸福的基本生活方式，它的现实目的是使人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道德生活则是进一步通达天国幸福和神学德性的基本途径。所以从根本上说，人的社会生活最终只是通过道德生活而达到天国来世的生活。人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道德生活，道德生活的本质则是来世的生活和神学的德性。故而来世高于现世，天国幸福高于现世幸福，最终是天国神学的德性高于现世的德性。

（3）进而，托马斯将人的德性追求分为两种：一种是尘世的德性；一种是神学的德性。他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四主德”理论〔174〕，提出了以“审慎、公正、节制和刚毅”作为尘世道德的四个基本实践德目。审慎代表人的理性能力和实践理智，是人获得实践德性的基本条件。公正是对理性秩序的遵从。节制是理性对情欲或灵魂对肉体的控制。刚毅则是这种控制所达到的以理化情的意志表现。然而，尘世的德性只是人生追求的一个方面。由于人有灵魂而与神相通，所以，他在分有神性的同时就意味着他追求着神圣的德性。

关于神学的或神圣的德性，托马斯则承袭了奥古斯丁等人的传统基督教伦理观，把信念、希望和仁慈视为神学之主德。信念是人在上帝的指引下而趋向“超自然的善的理法”，并把这种“理法”作为信仰的对象而执著追求。希望是沿着上帝指引的道路转向超自然的神圣目的的理想和热情。仁慈则是仰沐上帝恩泽，使人的意志达到神意所要求的普遍仁爱境界。托马斯认为，神圣的德性与尘世的德性既相通又相异。其相通处在于：无论是何种德性都能使人获得幸福，也都是人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其相异处则是，尘世的德性只能使人获得尘世的幸福，它更多的只是一种身体的快乐和物质的满足，这对于人和人性的至善追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尘世的德性如同尘世的生活和世界本身一样，只能是相对的，唯神圣的德性才能使人超脱尘世，有希望在天堂中享受幸福。这种幸福乃是“上帝的最后幸福和快乐”，而不是眼见的物质满足和肉体快乐。

总之，托马斯在改装和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伦理学的基础上，修正了奥古斯丁等人的传统教父哲学和伦理学观点，提出了新的伦理系统。这一方面是他适应了13世纪西欧中世纪哲学精神的转化趋势，较开明地汲取了世俗哲学的成果。人们知道，从11世纪至13世纪的两百多年期间，由教会发动的八次十字军东征不仅掠夺了东方世界的大量物质财富，也摄取了东方文化的不少精神营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古希腊晚期曾一度遭到冷落，但却在东方阿拉伯国家得到生存和发展。经过十字军东征，使得它得以重返故土。面对这一状况，当时教会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或斥之以异端邪说，或纳之以新鲜血液。当时著名的神学家大阿尔伯特是后一种态度的代表，作为其门第，托马斯也深受其影响，并自觉地洞察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可供神学利用的因素。

另一方面，13世纪初，宗教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