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　完整的人道主义

15.4.1　两种人道主义

我们说马里坦没有摒弃抽象人道主义传统，这并不是说他原原本本地承袭了西方近代人道主义的基本伦理原则。事实是，他并不赞成西方近代人道主义学说，而是在批判性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新人道主义主张，这就是他的所谓“完整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问题本是现代西方宗教伦理学必须做出回答的一个敏感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宗教神学和伦理学有过曾经遭受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猛烈冲击的沉重历史教训；另一方面也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现实的矛盾状态促使宗教伦理寻找新的道德解释来确保它的人道性质和现实参与能力。马里坦对此有着充分的自觉。他指出，人道主义问题之所以成为现代宗教和文化伦理的主题之一，其原因有二：（1）人道主义思潮本身仍然保留着一种确定的与文艺复兴时期各种自然主义潮流的亲缘关系，这使它常常成为现代西方文化包括宗教伦理所不得不面临的一种传统氛围。（2）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基督教的观念又因为“詹生主义（Jansenism）或清教主义痕迹的玷污”，而背负着种种非人道或反人道的责难。人们以为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主要争论之一，便是人道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争论，这实际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马里坦指出：“这种争论并不是人道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争论。……它是两种人道主义概念之间的争论。”“一种是以神为中心的或基督教的概念；一种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文艺复兴的精神应对这两种人道主义概念负责”〔236〕。他认为，前一种概念可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the true humanism）、“完整的人道主义”（the integral humanism）或“基督教的人道主义”（Christian humanism）；而后者则是“非人的人道主义”（inhuman humanism），它源自文艺复兴的世俗文化精神，其非人性表现在它不仅无法消除宗教，而且也难以解决两个主要的困难：“第一，它无法消除人类的灾难；第二，在没有与宗教达到统合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建立一种‘完整的人道主义’”〔237〕。

在马里坦看来，西方人道主义历来就有着两种不同的历史渊源，一种是基督教的，另一种是非基督教的或世俗的。人道主义的原始本质就是给人以更真实的人性。它一开始就曾与非基督教的古老的人类智慧有着天然的联系，从荷马（Homer）、索福克勒斯（Sophcles）、苏格拉底（Socrates）、弗尔吉尔（Virgil）等“西方之父”那里，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然而，西方人道主义并不是与宗教相抵牾的，相反，它同样也源于各种宗教的和“超验的”来源，而且从人本身、人类文明或文化的发展和人的概念演化三个方面来看，基督教的人道主义都要比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那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anthrocentric humanism）更为真实、更为彻底。

马里坦指出，就人本身而言，近代伊始，理性主义（首先是笛卡尔，然后是卢梭和康德）曾经“建立了一种值得自豪的和辉煌的人的人格图像、关于人的内在性和他的自律，最后是关于其本质善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又令人忌妒的图像”〔238〕。但是，一个多世纪后，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格图像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以致迅速消亡。这种打击来自两个方面或两次科学的冲击。第一次是生物学界所发生的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起源于类人猿，因之人仅仅被视为动物类漫长进化的产物。于是，人的精神从何而来？便成了问题，最后人们不得不归于一个“万物之主”（the Author of all things）的创造，以人为中心的人格概念便不攻自破。第二次打击来自心理学方面，这便是19世纪末期以降弗洛伊德所发起的对人的伟大和精神尊严的无情打击。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使人的尊严降到了纯本能欲望和性“力比多”的最低点，人成了纯自然本能的存在而变得毫无人格和尊严。

不独如此，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也反映着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历史发展的否定轨迹。现代文化或文明发展的辩证法也就是世俗人道主义发展的辩证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moments）：第一个阶段（16—17世纪），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目的秩序的颠倒”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现代文化或文明“不是指向其善本身——它是一种地球秩序的善，趋向于永恒的生活——而是追求其自身内部的最终目的，它所追求的这种目的即是人对自然的支配。上帝则成了这种支配的保护者”〔239〕。换言之，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最初动机虽然是为了解脱人类的苦难——这种苦难被认为是由于基督教的神圣化所致，但它所追求的真正目的并非一种永恒的幸福生活，而是“在人对物质的支配之中追求其至上目的”。人的目的被物化、实利化、狭隘世俗化，而人追求永恒幸福这一真正的目的则被颠倒，作为至上目的之化身的上帝反而成了世俗物质目的的手段。

第二个阶段（18—19世纪），现代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准神圣的帝国主义亦即超物质力量的帝国主义”。在此阶段，“文明不是通过一个本身为自然的并限制着人的内在生活的过程来接受各种自然条件并控制它们，……换句话说，文明不是通过首先趋向于内在完善和某种灵魂与生活智慧的过程来接受各种自然条件并控制它们，而是打算改变这些自然条件并通过技术的和人为的过程来统治它们。文明凭借数学和物理科学的支援来创造一个物质世界，以适应我们尘世生活的幸福。上帝成了一种观念”〔240〕。有时候马里坦也把这一阶段称之为“一种对于物质力量的世界造物主式的帝国主义（demiurgic imperialism）”〔241〕。它的基本特征是，对外在自然的狂热支配欲代替了对人生智慧和内在精神完善理想的追求；对技术过程和科学的工具性利用使上帝连最初的工具性作用也丧失殆尽，剩下的只是一种观念的上帝。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在19世纪西方文化中所创造的“奇迹”，也是它走向人性反面的历史见证。

第三个阶段（20世纪），是“人在各种物质力量面前的一种进步的退却。为了统治自然，人作为仅次于神的世界造物者，事实上被迫越来越使它的理智和生活屈从于种种不是人类的而是技术性的必然，屈从于他围其转动并侵犯着我们人类生活的那种物质秩序的力量。——上帝死了：人这些现在的实利主义者以为，只有当上帝不是上帝时，他才能成为人或超人”〔242〕。实利主义和物质欲望的膨胀，以及对技术至上的崇拜，使人们愈来愈成为物质技术的奴隶，而物质技术又愈来愈成为主人而受到崇拜，以至于上帝不仅由一种工具变成了纯粹无用的观念，而且完全为技术至上所取代。上帝在现代人心中仿佛已经寿终正寝。结果，对于人类来说，死去的不单单是作为其理想崇拜的上帝，而且也是人性本身。今天，物质技术对人的统治正空前强化着，人的异化日益深刻，因而不单使“人生的条件日益非人化”，也使人本身日益非人化。马里坦忧虑地说：“倘若事情长此以往，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世界似乎将会成为只能是野兽或神居住的地方。”〔243〕如果任凭人的物化，人将非人，世界也将变成非人的世界。这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傲慢给当今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

关于现代西方文明或文化历史发展的三阶段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