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　完整的人道主义

描述是马里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主要学说之一。他先后在《现代世界中的自由》、《真正的人道主义》和《文明的黄昏》等著作中多次阐述过这一学说。在《真正的人道主义》一书中，他对这三个阶段做了进一步的具体时间的限制，并把第一阶段（16—17世纪）称为西方文化的“古典阶段”和“基督教自然主义时代”；把第二阶段（18—19世纪）称为西方文化的“资产阶级时代”和“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时代”；把第三阶段（20世纪）称为“对所有价值的唯物主义颠倒的时代”和“革命的时代”。他指出，从西方现代文化或文明发展的这三个阶段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世俗的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否定性影响。由于它固执于物质性人类个体而疏忽乃至否认人的整体性和个人的精神人格，致使它（1）颠倒了人的真正目的，用人的物质欲望满足代替他对人格完善的追求，作为至上目的和完善人格之化身的上帝成了手段；（2）歪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对自然的无情的帝国主义式掠夺和对科学技术的外在崇拜取代了对人类内在生活的追求，上帝由一种工具蜕变为观念的假设；（3）神化了科学技术力量，使人类自我对自然的冒犯恶化为对物质技术的狂迷和对神圣的蔑视，人由自然和科学的主人变成了从属于它们的奴隶，上帝也因之而成为空无。总之，自16世纪以来，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使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人与神的关系都逐渐扭曲了、颠倒了、恶化了。从人与物之目的与手段关系的颠倒，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进而发展成为人与物或技术之主奴关系的交换，以及使上帝（神）由绝对的目的蜕变为手段、观念乃至于空无。这一系列的退化，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造孽，它的实质是使人物化、使人格异化、使神虚无化。因此，马里坦把它斥之为“非人的人道主义”。

马里坦认为，要拯救人类退化的败局，拯救神圣的上帝，就必须建立一种“新人道主义”，这就是他所谓的“基督教的”、“真正的”和“完整的”人道主义。它与“世俗的”、“以人为中心的”传统的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认为，“人的中心是上帝”。上帝既代表着人的最高目的和希望，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完善的象征。基督教虽然认为人是有罪的，但这种原始观念也预制了人的内在精神和人格完善追求这一真正具有人性和人道的价值目标。同时，它与基督教的“救赎”或“自我拯救”观念相联系而给予人类以解放的希望。一方面，它揭示了人现实的不完善性和理想的完善性；人现实的不完善意味着完善理想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为人类指明了追求完善和救赎的必要与可能；不完善的人只有通过艰苦的自救和奋斗才能达于完善，这无疑是给人以充分主体性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它揭示人类不完善性所包含的自由与尊严之丧失的可能，给人类以持久的忧患意识和反省动力；另一方面，它又给人指明了自由与尊严之所在，并力图引导人类不断超越现有、趋向更高精神生活和自由境界，以升华人格。这些正是基督教深刻的人性意义。因此，它的人的概念是一种充满真诚和希望的人道主义，是最终能还人以人性、以目的、以自由和尊严的人道主义。

因此，马里坦认为，完整的人道主义首先必须彻底地改变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重新唤起三种基本的宗教伦理力量：即“信仰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和爱的力量”，以求“在精神实在的世界中获得一次进步”，唯其如此，才能让人类真正进入“人的本性的深层”〔244〕。信仰是人生目的的支柱，现代基督教伦理反对中世纪神学的神秘主义，但它坚持认为宗教信仰的力量是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基本条件之一。它所反对的是把人类理性精神狭隘地技术化和理智化，主张把理性变成人类产生深刻的爱的力量的认知前提。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生活和人生，才可能真正有对人的爱、对人格自我的爱；同时在爱自我的时候，开放地面对他人、社会和上帝，让爱的光芒普照四方。

其次，马里坦指出：“完整的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本义的真正体现。他认为，不论何种解释，人道主义都必须基于“人的本性”这一概念。“人道主义在本质上往往通过使人能够参与可使其不断丰富的自然与历史中的一切事物而使他更具真正的人性，并表现他的原始伟大。它既要求人发展他所拥有的各种潜在倾向、他的创造力量和理性生活，又要求他努力工作，将各种自然宇宙的力量改变成为他自由的工具。”〔245〕即是说，人道主义要求人通过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进步来实现自我人性。因此，它不以物为鹄，也不盲动地主宰自然，更不背叛上帝。相反，它自由地利用一切自然物质条件来实现自己、丰富自己、完善人性，最终走近上帝。所以说，它应当是“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theocentric humanism）。马里坦说：“古典人道主义的不幸，并不在于它一直拥有人道主义，而在于它一直坚持以人为中心；并不在于它信赖理性，而在于它把理性孤立起来，并导致它干涸枯竭；不在于它寻求自由，而在于它趋向于作为一个自私上帝来建立的个体之城的虚幻神话，而不趋向于作为上帝影像来考虑的人类个人之城理想的这种倾向。”〔246〕

再次，完整的人道主义也要求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要求有真正的民主秩序。马里坦指出，现代民主只是一种“流产的民主”，它是“流产的人道主义”的直接产物。这是“现代人道主义的危机”。他批判了包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内的一切已有的人道学说，把古典世俗人道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都视为“反基督教的力量”，它们的共同倾向是无神论、非理性和教条化。而“一种完整的人道主义和一种有机的民主是以一种真实的方式尊重人的尊严，而不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尊重非尘世的和不存在的个体。它不是以忽视一切历史的条件和差异为无政府的或国家专制主义的神话而牺牲人类实体来尊重人的尊严，而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身上以他存在于他与团体的实际关系和存在于他生活历史情景之中的这一事实来尊重人的尊严。它们的目的是为个人扩大自由，……它们知道在价值的等级秩序中，精神生活的发展、智慧和爱是第一位的。对它们来说，政治工作中的原则性的东西不在于满足贪婪，也不在于对物质自然的外部支配或对其他民族的外部支配，相反，在于趋向在为至高幸福而造就出来的一个不幸物类的受伤儿童中间的博爱友谊这一历史理想而进行的缓慢而又艰难的进军之中。最后，这种民主和人道主义也认识到而且首先认识到家庭的权利和人类个人的权利，正如它们认识到政治团体的权利和政治共同善的权利一样”〔247〕。

最后，马里坦指出，完整的人道主义必须在资产阶级的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废墟上“重建人学”，再造“新人”，这是全部问题的归结所在。他如是说：“一种新人道主义必须承担古典时期的全部工作，并上升到一种纯化的氛围之中。它必须重建人学（anthropology）。它必须不再在一种孤立的因而将自身封闭于该物类内部的物类中，而是在一种使该物类面对神圣而又超理性的宇宙开放着的开放性中，来发现该物类的复兴与尊严。而事实上，这种使命也就是使一种世俗的和暂时的东西圣洁化的工作。它意味着发现一种人类个人之尊严的更深刻、更真实的意义。结果，人会在重新发现的上帝身上重新发现他自己，并可能将社会工作指向一种博爱的英雄式理想，但这种博爱理想不能设想为是一种对某虚幻的原始状态的感情之自发复归，而只能设想为是一种优雅而富有美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