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　巴尔特的神正伦理观

上帝，因为我们心中没有别人。然后上帝便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works in us），再后，上帝便在我们心中开始了，如同一粒种子在我们身上发芽，但它是一粒不会腐烂的种子，是克服不正当的新的基础。在战争、金钱和死亡的旧世界中间，哪里有信仰，哪里便诞生一种新精神，一个新世界便由这种新精神而生长，这就是上帝正当性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当这种新的开始到来之际，我们生活于其间的需求和烦恼便随之消失。”〔293〕启示是神语，信仰是静心聆听心中的神语。外部世界的喧哗和嘈杂是信仰的最大障碍，它们来自世俗的物欲和金钱的诱惑，来自人类战争的隆隆炮声和死亡的号啕。只有真正根绝这些噪音之源，人才能聆听到上帝在人心中的诉说，也唯有信仰即唯有聆听心中的上帝之语，才能平静这喧闹的嘈杂，使和平之鸟在战火中新生，使纯洁与高尚战胜物欲和金钱，使良心战胜恶念和不当。因为“良心乃完美生活的解释者，它告诉我们的不是任何问题、谜语或疑问，而是一种事实——一种最深刻、最内在、最确实的生活事实：上帝是正当的。而我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对这一事实采取什么态度”〔294〕。

然而，人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意味着上帝全然是一个超于人之上的存在，也不能把他视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本身，更不能代替人对理想的追求，它是已经人化了的上帝。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巴尔特强调说：“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思维拱门上辉煌荣耀的拱顶石。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可以或不能视为真实的一种超自然的奇迹。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希望在变换后所要在我们心灵和良心的历史之终点达到的目标。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可以使我们自己与之‘相联系’的我们历史的一个人物。耶稣基督最不是宗教经验和神秘经验的一个对象……他是已成为人的上帝，是躺在摇篮（manger）中的婴儿般的万物之创造者。”〔295〕那么，说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人的上帝是否意味着神人同性呢？或者更具体地说，上帝可以成为人是否同时意味着人也可以成为上帝呢？

巴尔特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上帝可以成为人，是因为他代表着人类绝对至上的真理、理想和正当价值。但人却不能成为上帝，因为人永远都只能是有限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这是神人之间的原则性区别，也是为什么人必须信仰崇敬上帝而不是相反的根本理由。所以他说：“信仰和启示明确地否认存在任何从人到上帝和从人到上帝之恩惠、爱和生活的道路。这两个词都表明，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道路是引导从上帝到人的道路。”〔296〕巴尔特批判了现代自由派和开明派基督教混淆上帝与人之间的界限的根本性错误，竭力维护上帝的绝对权威性和至上性。但是，巴尔特在堵塞“从人到上帝”的通道的同时，从另一方面他又竭力论证“从上帝到人”的真实性，以期证实“上帝就在你心中”这一近代宗教改革派（如马丁·路德）提出的新命题，使宗教对世俗、上帝对人（事）的参与和干预能力得以强化。

因此，他强调上帝的人性，强调天国与世俗的统一性：“谁是上帝？天国之父！但天国之父也依于大地，依于大地才真正是天国之父。他不会让生活分裂为‘此岸’与‘彼岸’（‘here’and‘beyond’），不会把使我们摆脱原罪和悲痛的工作留给死亡。他将祝福我们，但不是以教会的权力，而是以生命和复活的权力来祝福我们。他的目的不是空无，而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297〕又说：“谁是上帝？他是已经成为‘我灵魂的耶稣基督’的儿子。但还不止如此：他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耶稣基督，这个正在救赎的世界的耶稣基督，他是万物之始，也为万物真诚地期待。他是我兄弟姐妹的救赎者。他是已误入歧途并受各种罪恶精神和罪恶力量支配的人类的救赎者。他是围绕着我们的那种呻吟痛苦之创造的救赎者。整个《圣经》都权威性地宣告，上帝必须是一切中的一切，而《圣经》的各种事件都是开始，都是一个新世界的光荣的开始。”〔298〕

上帝主宰一切，创始一切，又存在于一切之中，因而他是“一切中的一切”。不过，上帝在一切中的存在并不是说他只是作为某种灵魂式的东西而存在于“一切”之内。他是绝对的存在，也是人类所信崇的一种精神，但他同样显现于人的心中。故而，巴尔特接着写道：“谁是上帝？他是他的信仰者心中的精神。……但是，上帝也是这样一种精神（这就是爱和善良意志），它将而且必须挣脱宁静的心灵而进入外部世界，它将显现、可见、可以理解：支撑着上帝圣幕的人们！圣神的精神创造着一片新天、一片新地，因而也创造着一批新人、新家庭、新关系和新政治。它丝毫不因为它们是传统而去尊重传统，也决不因为它们是庄严的而去尊重旧的庄严性，亦决不因为它们是强有力的而去尊重旧的权力。这种圣神的精神只尊重真理，只尊重它自身。这种圣神的精神在大地上的不正当性中建立起天国的正当性，而且只要一切僵死的东西尚未获得生命，只要一个新的世界尚未诞生，它就不会停止，不会滞留。”〔299〕

总而言之，上帝与人、信仰与人生、上帝与人类社会都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上帝离不开人，他永远是人的上帝；人更无法离开上帝，没有上帝，人生将失去意义。这就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生活境况”，也是人获取新生活的先决前提。巴尔特结论性地写道：“我们境况的意义是，上帝离不开我们，我们也无法离开上帝。正是因为上帝本身且唯有上帝才给我们的生活以其可能性，……正是因为上帝对我们说是，而在此存在的否却是如此基本而不可逃避。也正因为我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就是上帝和上帝对待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们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行动所发现的仅有的答案或者立即改变为问题，或者相反对我们又过于巨大。也正是因为上帝不死的生命是我们真实的一份，以致死亡的必然性使我们不可抗拒地想起我们生活意志（will to live）的负有原罪的狭隘性。通过我们的厄运，我们因此而看到超越于我们厄运的是什么，是上帝的爱；通过我们对原罪的意识，我们因此而懂得宽容（forgiveness）；通过死亡和万物的终结，我们因此而看到了一种新的和原初的生活的开始。”〔300〕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无条件地信仰上帝的根本原因，也是上帝光辉的人性和不朽之生命的源泉。

令人遗憾的是，在现代西方文明中，人类的信仰已失去真诚，人性已处于深刻的危机和堕落之中，世俗的一切已丧失基本的正当性标准和准则。战争、恐怖、物欲横流和金钱与人格的交换……一切都会令人焦虑。因此，在巴尔特看来，西方文明及其生活于这种文明中的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上帝神圣的拯救，需要重建上帝的信仰，需要上帝与人之间的对话，更需要光复被污染的人性。这便是现代西方的共同呼吁，它是一种对人性的共同呼喊。巴尔特说：“西方人性的呼喊是同一种呼喊：让爱中的自由和自由中的爱成为社会生活的纯粹而直接的动机，让一种正当的团体成为它直接的目标！让家长式的统治休止，让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休止！让阶级差异、民族界限、战争，首先是让暴力和无节制的权力寿终正寝！让一种精神的文明取代一种物质的文明（a civilization of things），让人的价值取代财富的价值，让兄弟友爱取代敌对倾轧！”〔301〕

这是人类危机的呼救，也是人性的呼喊，但它更是人对上帝的呼唤。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帮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