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　尼布尔的基督教应用伦理学

，无论人的精神能力多么伟大，在至高无上的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始终是有限的。因之，人的精神总是处于超越与无所超越、自由而又不自由的矛盾之中，最终使其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这种“无家可归”并不是说人的精神无所附丽或缺乏定向，不是！因为无限的上帝永远是他精神星空的北斗，照亮着他前进的方向，这只是说他的精神有着永恒的追求，却又永无达到目标的归期。人永远无法达于无限，永远无法独立找到生活的意义。他不能把生活的意义诉诸自然因果法则，因为他是具有精神自由的存在；他也不能指望自身能独立发现生活的意义之源，因为人生有限而理想的王国无限遥远。他只能依赖上帝，依赖万能的耶稣之父。所以，尼布尔说：“人的精神的这种本质的无家可归（homelessness）是一切宗教的基督，因为处于自身和世界之外的自我无法在自身或世界中发现生活的意义。”〔336〕

尼布尔由此认为，人的本性的这种缺陷证明了基督教信仰的真实和唯一。它说明“上帝作为意志和人格乃是真实个体性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尽管不是自我意识唯一可能的预先条件”〔337〕。这种信仰同原罪的观念一样，都是对上帝无限存在的本质证明。进而，尼布尔又从人的原罪与人的本性之关系上来说明人性之恶。他以为，人的本性与人的罪恶之间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前一方面表现为两者相互牵涉，后一方面表现为两者并不同一。如前所说，人的罪恶是一种不可改变和无法逃避的事实，而人的本性则具有追求和变化的倾向，它有着内在的自由和变化的可能。因此，两者间便存在一种既定与未定或不定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人自身所无法解决的，同样只有求助于上帝。因为在这一矛盾状态中，人往往表现出三种不可能性的态度：“（1）人作为原罪者并不留心他作为自由精神的终极要求。他知道任何特殊的历史法则条例都是不够的。（2）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终极要素的本性，以及（3）一旦这些要求被规定下来，他也并不准备去满足这些要求。这三个命题是作为对‘原始正当’与作为原罪者的人的典型关系的一个准确说明。”〔338〕换言之，上述三个命题确切地说明了神人关系的内在实质，也说明了人和人性原罪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归根结底可以概述为“有限与无限之悖论关系”。

尼布尔指出：“有限与无限之间的悖论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自由与必然的悖论关系，乃是人类精神在这个物类世界上的独特性标志。人是唯一知道他终有一死的动物，也是唯一知道他能够证明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不朽的动物。人是唯一陷入这种有限之流并知道这是他的命运的物类。因此，当人从生活的总体维度来看生活时，上帝感和原罪感就包含在相同的自觉行动之中了。因为自觉就是把自我看作是一种与本质实在分离开来却又与之相联系的有限客体，或者是毫不知晓分离的有限客体。如果把这种宗教感情转化成道德术语的话，它就成了爱的原则与利己主义之间的紧张；就成了肯定生活的终极统一性与建立和所有相互竞争的生活形式相反的自我之间的紧张。”〔339〕于是，从人所处的有限与无限的悖论关系中，我们不单理解了人的独特本性，而且也触及他命运的实质，即人的生活目的或结局之有限性与其追求目标的无限性的矛盾。这是一种历史的悖论，然而又有着（同样是在某种意义上）超历史的意味。在这种有限与无限、结局与追求、历史与超历史之间，展现着人的命运的悲壮和苦乐，映衬出人与上帝、世俗与天国之间休戚相关而又遥遥相离的迷离与神秘。

尼布尔从辨析“end”一词的双重含义开始，向我们叙述了人的命运这一重大主题。他指出：“在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中，一切都向着一个‘end’而运动。由于人屈从于自然和有限性，这个‘end’便是该存在要停止存在的一点，这个‘end’又有另一种意义，它是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目的（purpose）和目标（goal），它是目的（telos）。‘end’既作为终结又作为目的的这种双重含义，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人类历史的整个特点，揭示了人的存在的基本问题。历史中的一切事物都既趋向于实现，又趋向于结束，即趋向于它们本质特征的更充分的具体化，又趋向于死亡。”〔340〕人类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人生是一个有着终点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其开端，也有其终止，因而也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实现而又终有一止的有限历程，这就是人的宿命、人的自然。另一方面，人作为理性和自由的精神存在，又超越了自然物类盲目运动状态，有其内在的目标和理想，并为之不断奋进着。因而，他的有限人生的终点同时又蕴涵着目的意味，这种目的虽然不能至于无限永恒的终极，却是构成这一终极趋向的超越意义。是故，人有限而又“在某种意义上”趋于无限，其终结同时具有着目的的意义。然而，人终有一死，其人生的目的追求也就是他人生终结的追求。这种有限与无限、生与死、终结与目的的矛盾交织，构成了人之存在的基本问题，也是人的命运的历史性答案。

问题在于，人生的终结不单指含着人的命运的客观事实，而且也构成了人生的最大威胁，因为“终结”的直接启示便是人生的无意义性和虚幻性。人终有死，此生何求？在无限和永恒的光辉照耀下，一切有限的存在都如此地变幻莫测，如此地无足轻重。这就是人面对的境况，它促使活着的人时刻面临着死与无的威胁。尼布尔承认：“问题是作为终结之end乃是作为目的之end的一种威胁。生活处于无意义的危险之中，因为终结乃是生活在达到其真正end或目的之前的一种表面看来突如其来的和变幻莫测的终止。从基督教信仰理解人的境况的这一方面来看，它和其他所有宗教一样，也有着一种对时间与永恒之紧张关系的理解。”〔341〕人生有限的终止使人生卷入了不定的时间之流，产生了莫测不定的困惑和危机，在这生命的长河中，人仿佛一叶颠簸漂浮的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终了的危险，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彼岸。他眩晕无措，因之铸成了人生无意义性的绝望心理。这是人类无法解脱的命运。在尼布尔看来，这种人生之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是人类不应也不能解决的疑难，任何解决它的企图都注定是徒劳的，它只会滋生僭越有限人生的恶，而不会带来任何达到无限的希望。

唯一的希望在于，忠实上帝的信仰，把人生的一切寄托于上帝的拯救。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代表永恒，才能通达无限和终极。“永恒是暂时的基础和源泉”〔342〕。暂时表征着过程和终结，它是相对于永恒而言的。没有永恒也就无所谓时间和终结，正如没有无限就无所谓有限一样。但永恒不能有任何终结或终止，它本身即是目的，即是永流不止的时间和终极的希望。永恒与时间或暂时的这种两维关系，规定了我们观察人类历史意义的两个视景：“从一个视景来看，我们察觉到，历史的这些性质和意义似乎都有绝对的意味而不涉及它们与历史之连续的关系。”这就是说，从永恒与时间的互依维度来看，历史事件的某些性质或意义具有着超历史的意味。英烈之死可入天堂，其精神亦可赋予“永垂不朽”的意义。从另一个视景来看，“一种关于任何历史问题的‘终结’判断，可能是按照其历史后果来理解历史中的一种特殊事件、行动或性质的判断”〔343〕。即以具体的历史尺度来判断历史的事件、行动和性质，使它无法越过历史和时间的栅栏。

总之，按照基督教信仰来解释，永恒与时间、无限与有限最终乃是不可通约的。所以，人不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上帝或宗教，上帝和宗教是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