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死刑犯之殁

弗罗森堡，4月7日，星期六

一辆引擎轰轰作响的绿色囚车缓慢地从弗罗斯村（Floss）蜿蜒的小路驶来，穿过周围的山丘，钻进了小而宁静的弗罗森堡村。村子坐落于茶杯托一般的凹地之中，满是被毁的城堡。随后囚车钻进了上面阴森、漆黑的集中营。

夜幕降临，囚车破损的头灯为前路投下了微弱的光亮。车后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威廉·戈加拉从柏林一直不停歇地开车，身心俱疲，盟军的飞机还在上空出没，常从低空轰炸道路和火车道。

戈加拉的公文包中装的是海因里希·穆勒要求将名囚转移到达豪的命令。囚车后坐着两个囚犯，其中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上校的名字被列入命令处决名单之中。其他被列入名单的人，包括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瓦西里·柯科林和陆军上尉西格蒙德·佩恩·贝斯特，都暂时住在尚贝格。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在弗罗森堡。

至少，绿色囚车里有一人深知弗罗森堡可怕的名声。36岁的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参与了希特勒抵抗运动，同样非常不幸。他是个体面的律师，从军时当过中尉，出身显赫，富有而保守，看上去不像反抗者。他是德国人，却在战争开始前就致力于颠覆希特勒政权。希特勒得势后，施拉布伦多夫的反抗行动变得更为紧迫。其他谋划者也一样：阿勃维尔负责人威廉·卡纳里斯上将、汉斯·欧斯特；还有德国国防军统领、政治家和外交官，比如卡尔·格德勒、乌尔里希·冯·哈塞尔（菲·皮罗兹奥–比罗里的父亲）和约瑟夫·穆勒博士。

1943年，施拉布伦多夫参与了一次未遂刺杀行动，将炸弹送上了希特勒的飞机；1944年7月初被捕，并被投入盖世太保地牢当中，遭受毒刑拷打。一开始，他们用尖刀扎到了他的指甲中。方法不奏效之后，施拉布伦多夫面朝下地被捆在刑具上，头上裹着毯子，光着的腿套上了满是钉子的筒，筒子被拉紧以后，钉子就扎满了整条腿；最后，施拉布伦多夫被弯着身子捆了起来，经受棍棒鞭打，面朝下摔在地上。

随后他得知，由于盖世太保的一份报告，帝国荣誉法院（Reich court of honor）已经将他从军队当中除名，还被判处叛国罪。施拉布伦多夫终于在法院中扳回一局。他辩称道，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早在200年前就已废除严刑，而现代，他却仍然经受严刑拷打，显然极不公平。令人震惊的是，他的抗辩得到了充分考虑，终获无罪释放。

在盖世太保看来，此次判决令人无法接受。4月7日周六早晨，施拉布伦多夫从牢房中醒来，由威廉·戈加拉带领出发去往弗罗森堡。他与博吉斯拉夫·冯·博宁、两位斯洛伐克特工和一位名叫卡尔·埃德奎斯特（Carl Edquist）的年轻人一起。卡尔29岁，在这群人中年龄最小，气质很神秘，还有些神经质，很爱做白日梦，经常声称自己是党卫队，还是双面特工。

戈加拉那辆笨重的绿色囚车终于开到了集中营，隆隆地驶过敞开的大门停了下来，后门突然敞开。博宁下了车，身着一身整洁如新的德国国防军军服，显得格格不入，脚踩着马靴，腿上穿一条阔腿马裤，随身武器却被很谨慎地掖了起来。他之后下车的是施拉布伦多夫和三名随从。博宁、埃德奎斯特和其他斯洛伐克人得令回到车上，被关到里面。党卫队将施拉布伦多夫带回集中营的牢房之中，关了起来。

施拉布伦多夫坐在牢房中思索着自己的窘境，感觉听到了英国囚犯的声音。欢快的聊天和哼唱声时不时地回荡在走廊中，显然他们的处境比自己好得多。但他从来没找到声音的源头。

施拉布伦多夫现在尚不知情，但这座长长的坚固建筑中也关押着一些阿勃维尔主要密谋者，包括威廉·卡纳里斯、汉斯·欧斯特和三个从佩恩·贝斯特的绿色囚车中下车，去往魏登的路德维希·格雷、弗朗茨·利迪格和约瑟夫·穆勒。特里希·潘霍华牧师本来也应该来弗罗森堡，但盖世太保在逮捕格雷、利迪格和穆勒的时候忘记把他也带下来。然而这个失误很快会被纠正：已有两名盖世太保被派去，将布痕瓦尔德囚犯和失踪的牧师逮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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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4月8日，星期日

德意志帝国总理府残破的花园中，两位高级官员在交谈。党卫军副总指挥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和其下级党卫队集团领袖约翰·拉滕胡贝尔（SS-Gruppenführer Johann Rattenhuber）都想去往元首的地堡紧急出口，在炸弹坑和废墟中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两人本无会面之意，然而他们这次无意的见面，却对弗罗森堡牢房中的一名囚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卡尔滕布鲁纳此时担任帝国安全总局局长，负责管理安全部门。同时，身为德意志帝国党卫队保安局[1] （the Reich Security Service ）局长拉滕胡贝尔则负责元首的个人安全。虽然他是希特勒最为信任的官员，但在审判反纳粹政治家兼律师约瑟夫·穆勒博士时，拉滕胡贝尔却帮他作证。他相信，很快，这一决定会变得非常重要。

两个人在地下堡垒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喘息的片刻，对话就转向了即将打响的战役。拉滕胡贝尔认为战争结果已经显而易见，对于像他们一样的纳粹高层来说，现在能做的只有止损。卡尔滕布鲁纳也同意，拉滕胡贝尔说：“如果还有人能帮你，也就只有穆勒博士，他在梵蒂冈有关系——当然，前提是他还活着。”

卡尔滕布鲁纳又反复琢磨了他的话，认为还是颇有道理。当然至关重要的是，他必须还活着。卡尔滕布鲁纳回到普林茨阿尔布切街后，立马下达一项指令，延迟穆勒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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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森堡，4月8日，星期日

迪特里希·潘霍华牧师举行弥撒时，从尚贝格学校被抓走，几个小时后，载着他的盖世太保的汽车就穿过了弗罗森堡集中营的大门。转移至集中营领导手中后，他又被锁进了牢房之中。潘霍华早就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所以只能为自己不朽的灵魂祈祷。

大约同一时间，另一人也到达弗罗森堡。他骑着自行车，使用的交通方式和他本身的身份相比，实在是太过卑微。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奥图·索尔贝克博士（SS-Sturmbannführer Dr.Otto Thorbeck）是住在纽伦堡的法官。他被派往弗罗森堡，审判卡纳里斯及其共犯。他们当天并没走完正当法律程序，只是简易审理。前一天刚刚到达的胡本柯腾和戈加拉将任公诉律师。索尔贝克骑车进入集中营时，胡本柯腾前来迎接他，两个人一起享用了轻松的午饭。

当天下午4时许，第一场审判开始。索尔贝克非常熟悉纳粹的法律体系和程序，清楚该如何行事。他也深知，当胡本柯腾坐在公诉席上审判密谋罪时，审判时长从不超三个小时，常常更短。被告不得请律师，甚至不清楚自己被指控的罪名。审判程序很简单：胡本柯腾会喊出被告的罪名，随后给出很短的时间让被告做回应。通常结果都是判处死刑。

今天的被告是威廉·卡纳里斯、迪特里希·潘霍华、路德维希·格雷、汉斯·欧斯特、卡尔·撒克和西奥多·斯特伦克。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