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死亡之约

布伦纳山口，4月28日，星期六

一位党卫队士兵骑着摩托车，从布伦纳山口蜿蜒的山路顺势而下。他骑得很慢，艰难地穿过向奥地利行进的德国撤退军队、走下山的意大利难民和双向行驶的车队。他身后十几英尺，几辆巴士平稳地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慢慢地前行着。摩托车时不时提高引擎转速，加速勘查前路的情况。每个路口，摩托车骑手都会停下，挥手示意。车队停下后，贝德和斯蒂勒就会下车与骑手商讨。他们手指来指去，头摇得厉害，还无奈地耸肩。最后，两位军官又上了车，车队便继续开始行程。

在名囚看来，似乎党卫队军官也不知目的地为何方，两人已经和柏林断了联系；而贝德性情如此多变，斯蒂勒性格太过软弱，无法控制贝德，因此对于名囚的人身安全来讲，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有些名囚确信二人清楚目的地所在。马克沃特·冯·施道芬贝格（Markwart von Stauffenberg），菲口中的“圆胖叔叔”[1] 告诉她，车队一定会去布伦纳山口以南50英里的博尔扎诺，因为武装党卫队（Waffen-SS）原计划在此设立最后的阵地。他在赖兴瑙岛劳动教育营时，听到因斯布鲁克一地方长官已前往博尔扎诺。菲的心一沉：“活了这么久，丧命于大战最后一仗岂不是太讽刺了？！”

至少，周遭的景致能给予些许慰藉。清晨的日光洒向大地，照耀着幽绿、深邃的狭长山谷和凹凸不平的岩石地表，一条条、一块块松林和清幽的阿尔卑斯农场好似针线补丁一般，将山谷与岩石缝了起来，像一件松垮的旧衣。山间绿色森林的断层之上，可以依稀看到白雪皑皑的石头山尖。高高的山口，河谷倾斜得陡峭险峻，山间的褶皱中，道路蜿蜒曲折。

库尔特·冯·舒施尼格仔细端详着这番景致，眼中露出还乡的幽思。他1898年的出生地就在加尔达湖旁的一个村庄，是个土生土长的提洛尔人，非常熟悉这里每一个小镇、每一座村庄。他小时候，这里还一直属于奥地利。提洛尔曾是位于奥匈帝国中心的古老藩国。1918年，“一战”同盟国（the Central Powers）战败，奥匈帝国解体后，奥地利变成了附属地。《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aint-Germain）签署后，提洛尔南半部分被割让给意大利帝国。舒施尼格仍将这里看作家乡，极不情愿地承认，“从政治角度来讲”南提洛尔已是意大利领土。在提洛尔，不同的文化共生，几乎每一村户都有德语和意大利语两个名字。

很快，舒施尼格意识到，目的地肯定不是博尔扎诺。穿过福尔泰扎小村（Franzensfeste），布伦纳山口后深深的山谷开始延展开来。车队向右转，穿过群山中一缺口，驶向多洛米蒂山（the Dolomite range）东西向的阿尔卑斯山谷普斯特–塔尔（PusterThal）。舒施尼格知道，普斯特山谷最终指向奥地利属东提洛尔。他告诉了佩恩·贝斯特等人，给了他们新的揣测方向。

当天早晨9点，天气阴沉而潮湿，瓢泼大雨倾泻而下，给森林高地蒙上了一层雾霭。车队已经行进30英里，刚刚驶过蒙圭尔福–泰西多（Welsberg-Taisten），领头车辆在高速公路旁标有布拉埃斯湖（Pragser Wildsee）旅店的地方下了高速主路，在铁路十字路口处很快停下。名囚又看到斯蒂勒和贝德下车，淋着瓢泼大雨，就接下来该怎么办争论不休。最后，巴士又转身从辅路回到高速路上，司机停下了车，关掉引擎。

他们停在阿尔卑斯一片草场中，路的两侧倾斜而上，引向浓密的松林。路旁的一条铁轨和高速路一样，望不到尽头，沿着树林茂密的山坡消失在一帘雨雾中。

静谧的景致会让人安适下来，忘记危险，但这只是幻觉。经历了五年战争的北意大利已突然陷入一片屠杀与报复之中，而这天晚些时分的贝尼托·墨索里尼之死也是各种缘由之一。三天后，即4月25日，意大利反抗运动的伞状组织米兰民族解放委员会（the National Liberation Committee）宣布大规模起义，呼吁北意大利游击队开始在德国后防指挥区域袭击。各个村庄、小镇、城市都成为反抗者们与德国警察和军事部队的针锋相对的战场。游击队在农村四处游荡，屠杀纳粹、法西斯分子和任何涉嫌共谋之人。通常，他们使用的方法也和曾经的统治者一样残暴。游击队也相互攻击。复仇的情绪越发高涨，党卫队和保安局的士兵都非常希望摆脱人质，或在人质身上复仇，名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尼莫拉牧师发现，有些守卫从路旁村庄中搜刮了烈酒，喝得酩酊大醉。他提醒“翼”·戴，党卫队醉酒通常是施暴的前兆。尼莫拉不是唯一一个有此预感的人。戴也发现，在集中营待过很长时间的名囚坐在停于路旁的车中等待时，变得“非常紧张”。

斯蒂勒向他们告知情况后，稍稍放下了心中的最大的担忧。他甚至有些抱歉地解释：他本想带囚犯去布拉埃斯湖旅店，但被三位德国空军将军和手下占用了，只能去寻找其他住所。但因为他们的车汽油所剩无几，所以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必须在这里留一会儿，让他去寻找其他的住所。

虽然名囚们对看守极为担忧，但这一情况也激起了抗议。名囚忘记了他们身处险境，开始大声说出自己最迫切的担忧。他们能不能吃到早饭，或至少喝点东西？他们昨天只喝了咖啡和行军配给军粮，女人们很担心孩子、老人，所有人都因舟车劳顿而愤怒、疲惫，也受够了看似毫无目的的寻觅。特别是一群曾在战场中指挥过大型军队的将军，对斯蒂勒和贝德的组织能力感到失望恶心。一切都安排得极为混乱，斯蒂勒在抗议之下，又下了车和贝德交流起来。

同时，名囚获准下车，伸展筋骨。雨停了，但仍然潮湿、阴冷。路的两旁，每隔五英尺就有党卫队和保安局守卫守着，机关枪时刻备好。

佩恩·贝斯特利用这个机会，三番几次单独询问斯蒂勒的计划，并揣摩他的心情和性情，但结果很令他失望。他现在沿着路溜达，和几个在尚贝格学校囚禁期间认识的贝德手下、保安局士兵攀谈起来。

他毫不怀疑，若这些士兵得令屠杀人质，会毫不手软。然而，攀谈过程中，他并未感到屠杀的欲望。甚至有一人还认为，现在杀掉斯蒂勒和贝德似乎不错。佩恩·贝斯特想要鼓动这一行为，不过似乎并未奏效。

在佩恩·贝斯特看来，鼓动斯蒂勒违背军令拯救名囚更为可行，这样，当他迟早落入盟军手中时，就有希望得到优待。在达豪时，贝斯特就已经向他说明此意，但没说服他，现在似乎也没有转变。斯蒂勒是个胆小鬼，无意僭越贝德。尽管斯蒂勒手下30名党卫队数量多过贝德的保安局士兵，但后者更积极，更容易采取突然暴力行动。斯蒂勒的大部分手下都不杀人，他们很多是被迫加入党卫队的德国国防军。

佩恩·贝斯特希望给斯蒂勒施压，便趁亚尔马·沙赫特和弗里茨·蒂森在巴士旁溜达的时候和他们交谈。作为“我方财阀”，贝斯特认为他们应该大手笔贿赂斯蒂勒，比如用10万瑞士法郎贿赂他，把人质带到瑞士。两人都摇头，拒绝参与如此危险的计划。佩恩·贝斯特试着说服他们，但失败了。他对两人的胆怯感到既困惑又愤怒，最终放弃。

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