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西蒙娜·德·波伏瓦

她向阿尔格伦解释道，萨特于她，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友谊。因为萨特并不是很在意性生活。波伏瓦坦言：“萨特到哪儿都是一个温暖、活泼的男人，但在床上他不是。尽管我之前没有什么经验，但我跟他相处之后不久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渐渐地，我觉得继续跟他做情人不仅没用，甚至是不礼貌的。”[32]

这个所谓的“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会不会其实只是一段友情故事？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波伏瓦同样被描绘成了萨特的手下败将、父权制的受害者，以及她个人失败的产物。波伏瓦究竟有没有自己内化厌女症情结？她是不是对自己的哲学能力没有信心？很多人认为波伏瓦终其一生，只不过是“普及宣传”了萨特的思想。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比喻来说，波伏瓦就好像一面反射放大镜，拥有“诱人的魔力，能够把男人的形象放大到他真实大小的两倍”。[33]更糟的是，有人指责波伏瓦就这样满足于做一个反射镜的角色。

我们很难判断波伏瓦这样的“从属”地位到底应该归咎于波伏瓦和萨特，还是我们文化里针对女性的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和偏见。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常常从个人或家庭的人际关系角度去描述女性，而不是把她们当作专业人士去看待；在描述女性时，我们用的被动语态多于主动语态，各种消极负面的性别差异也渗透进我们的语言中。举个例子，“尽管身为女人，波伏瓦却可以像男人一样思考”。此外，在传播女性言论时，人们常常用转述和概括，而不是直接引用。

当代有影响力的文化评论出版物一直把波伏瓦定义为萨特背后的女人，甚至会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表述：

1947年2月22日，《纽约客》

“萨特身旁的女知识分子”；“你见过的最美的存在主义者”

1958年，威廉·巴雷特（哲学家）

“那个女人，他的朋友，就是写了女性抗议的书的那个”[34]

1974年，《小拉鲁斯》

“西蒙娜·德·波伏瓦：女性学者，萨特的信徒”

1986年，伦敦《泰晤士报》

“在政治和哲学思考中，她都追随他的指引”[35]

1987年，《小拉鲁斯》

“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的信徒和伴侣，一个热情的女性主义者”

1990年，戴尔德丽·贝尔，波伏瓦首本传记的作者

萨特的“伴侣”，她“应用、传播、澄清、支持、践行”了他的“哲学、美学、道德和政治思想”[36]

2001年，《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

“萨特的性奴？”[37]

因为许多波伏瓦自己的言论直到最近才被公布，所以很多有见地的评论者在此之前也都把她看作一个臣服在萨特光环下的被动角色。有人形容波伏瓦是“一个深柜里的哲学家”，分析说她是因为发现学识渊博和性别诱惑不可兼得，于是不愿承认自己有哲学思考的能力，甘愿沦为萨特的附属品。[38]托莉·莫伊分析波伏瓦的爱情时写道，与萨特的关系是波伏瓦生命里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甚至她一贯的批判精神在这儿都失灵了。[39]贝尔·胡克斯认为“波伏瓦被动地接受了萨特挪用她的哲学灵感而不承认出处的做法”。[40]但在波伏瓦心里，尤其是在与萨特相处的早期阶段，她对萨特是怀有批判态度的。她也为自己的哲学思考原创性辩解过。当然，这些批判和辩解都是波伏瓦在后半生看到人们总是误解萨特对她的影响，给出很多不实的指控和一边倒的论调之后，才逐渐强烈起来。

除了被刻画成一个受剥削的受害者之外，波伏瓦也被描绘成一个陷害他人的坏女人。波伏瓦去世后，她在“二战”期间写给萨特的信件和她自己的日记相继出版。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得以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波伏瓦曾经和三位年轻女子有过性爱关系，而且她们都是波伏瓦曾经的学生。她们中有人后来也成了萨特的性伴侣。于是有人认为波伏瓦是故意把比她年轻很多的女子作为猎物，引诱她们进入不平等的关系中。波伏瓦真的是特地为萨特去诱骗这些年轻女性的吗？这对制定了传奇契约的伴侣显然都追求绝对的真相，并对彼此坦诚，这也是公众神化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当他们的“三人行”细节曝光后，人们感到无比吃惊和恶心，波伏瓦和萨特的形象也轰然倒塌：“这两个言之凿凿地鼓吹要讲真话的人，竟然一直在对一群情绪不稳定的年轻女孩子满嘴谎言。”[41]

但萨特和波伏瓦因这件事招致的鄙视和唾弃，又一次不在一个量级上。也许是因为波伏瓦是个女性，也许是因为她后来写就了《第二性》，人们接受不了她做出这般行为。2009年，波伏瓦的《战时日记》（Wartime Diary）在英语国家出版，有个评论者觉得恶心至极，于是以“谎言与虚无”为题写了一篇评论，讽刺波伏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谎话连篇[42]。在有些读者的眼里，波伏瓦成了一个只顾她自己的自私者，她创作小说也只不过是因为虚荣心作祟。1991年，波伏瓦给萨特的信在英语国家出版的时候，理查德·赫勒评价波伏瓦是个“索然无味”的女人，感慨她的信件让人失望透顶，她自己却自我陶醉[43]。

当有些读者读到波伏瓦是如何描述这些女性的时候，也许会忍不住从此放弃她。波伏瓦的一个女性情人，也是一个跟她保持了一辈子友谊的女性，后来在波伏瓦给萨特的信出版之后也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尽管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但读到波伏瓦那时候的信，看到波伏瓦那样描述自己，她感觉自己被利用，被背叛了。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个集赞美和污名于一身的女性？这个因为私人生活和感情纠葛贬低其他女性的波伏瓦，和那个在作品中呐喊应当把女性当作有自主意识的自由人类个体去尊重的作家，是同一个人吗？我们暂且将此按下不表。因为波伏瓦，“性别歧视”（sexism）这个词才被加入法语词典中。[44]她也被托莉·莫伊和贝尔·胡克斯这样重要的女性主义者深深崇拜。贝尔·胡克斯甚至这样描述波伏瓦：“唯一的女性知识分子、思想家兼作家，她用我梦想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过到了极致。”[45]

现如今，我们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波伏瓦已经不在人世，但她被很多女性主义者拿来做证明自己观点的万灵药，并且屡试不爽。而波伏瓦会不会同意这些观点显然是不得而知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图腾，以及一个后女权时代的消费品。有人这样总结，波伏瓦已经成了“她自己的一个商标，她被变成了一个品牌”[46]。但波伏瓦这个品牌的形象却是以变幻无常而臭名远扬。一些女性主义者赞叹她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但波伏瓦对人们爱情理想的批判却在她那个时代触犯了众怒，因而遭到了报复性的贬低和侮辱。1949年5月，波伏瓦在一家期刊上发表了《第二性》里的一个选段。在这段节选里，波伏瓦论证说，女性其实并不想挑起两性之间的战争，她们只是想要从男人那里获得欲望的同时也能得到尊重。当时著名的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讥讽地评论道：“这是讨论严肃哲学和文学的地方，西蒙娜·德·波伏瓦夫人来讨论这种话题真的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