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被遗忘的哲学

波伏瓦被撤销教职的1943年，萨特和她分别发表了日后能让他们在法国文人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6月，萨特“献给海狸”的《存在与虚无》出版，8月，波伏瓦的《女宾》出版。同时萨特也开始创作剧本，他通过改编古希腊神话来表达自由和反抗的思想，他的作品受到了公众的好评。

20世纪40年代前半段，波伏瓦的思想经历了重要转变。在战前，波伏瓦一直都是唯我论的，而到了1941年，波伏瓦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信奉《女宾》里的哲学态度。[1]波伏瓦在1943年到1946年之间创作的小说和剧本里，就已经展现出对政治和道德的关心和参与。不过直到波伏瓦的《第二性》出版之后，人们才注意到这一点。1943年，波伏瓦就已经在发问：对于社会来说，谁是有用的，谁是无用的？谁又有决定有用和无用的权力？

1943年7月，波伏瓦和萨特离开了蒙帕纳斯去到圣日耳曼区，他们搬到了塞纳河街60号的路易丝安那酒店，每人一个房间，一直住到1946年末。同月，波伏瓦开始写一篇讨论萨特自由观的文章，波伏瓦将自己的想法与之对比，把她和萨特在几次对话中的讨论记录到文章里。[2]自此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波伏瓦和萨特“从不间断的对话”，以及他们的日记和信件，也因此对他们的精神交流有更清晰的认识。当波伏瓦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她的声音被出版记录了下来。当时波伏瓦的观点并不仅仅是用来为萨特做广告，而是用来批判他的。

早在战前，波伏瓦和萨特就讨论过他们和奥尔加以及万达的关系的道德性。对他人撒谎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幸福的，这样是不是不道德的？对于她向奥尔加所隐瞒的，以及对于奥尔加向博斯特所隐瞒的，波伏瓦是不是应该感到悔恨？在《女宾》里，波伏瓦探索了一个从20世纪20年代就一直困扰她的哲学难题：“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很显然，这本书讲的是一段三角恋：皮埃尔和弗朗索瓦丝是一对儿，他们邀请了年轻的泽维尔进入他们的关系。泽维尔激起了弗朗索瓦丝的嫉妒，弗朗索瓦丝唯一能想到的逃脱方法就是杀掉自己的情敌。波伏瓦把这本书献给了奥尔加，书的题词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每一个意识都在渴求他者的死亡。”

不过，书中还有第四人：一位有着绿色眼睛、乌黑头发的高个子男人，他是泽维尔的男朋友热尔贝。“我对于自己拥有的很高兴。”在书里，泽维尔告诉弗朗索瓦丝，“能够完全地拥有某个人是一件让人内心安宁的事情。”[3]但是在小说中，泽维尔并没有完全拥有热尔贝，因为热尔贝也和弗朗索瓦丝有爱恋关系。很难想象，奥尔加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会产生怀疑。尤其是在《女宾》中，弗朗索瓦丝和热尔贝一起去远足旅行，然后在一个谷仓中共度良宵，成了情人。回到巴黎后，热尔贝告诉弗朗索瓦丝他从来没有像爱她一样爱过其他任何一个女人。泽维尔被杀并不是因为弗朗索瓦丝的嫉妒和挫败，而是因为泽维尔发现了热尔贝写给弗朗索瓦丝的信。弗朗索瓦丝，就像那个因为没钱付出租车费而羞愧得杀了司机的男人一样，她宁愿杀了泽维尔也不愿面对她指责的凝视。

小说里那些生动的对话其实是仿照真实生活里萨特、波伏瓦和奥尔加的对话写出来的。不过博斯特和波伏瓦坚称小说里的对话完全是虚构的。在《盛年》里，波伏瓦坦白说自己那样写《女宾》的结尾完全是为了宣泄情感。波伏瓦认为，通过在小说里杀了奥尔加，能够帮助自己排解负面的情绪，以及抹去他们关系里那些灰暗的记忆。[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波伏瓦的解释都会让读者们认为波伏瓦想要驱除的是嫉妒之情。但是后来在2004年波伏瓦和博斯特的往来信件被曝光后，我们发现还有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内疚。因为奥尔加终其一生都不知道波伏瓦和博斯特背着她有情人的关系。

当波伏瓦躲闪着科萨基维奇姐妹的眼神时，《女宾》里的弗朗索瓦丝在纠结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弗朗索瓦丝说：“很难相信其他人也是有意识的存在，也会像我们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感受。对于我来说，弄明白这一点是很可怕的，我们会因此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并不存在，只是别人臆想出来的事物。”[5]


波伏瓦这部小说收获的反响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故事的主人公是可耻的，有的人认为这是鼓励读者们去反抗维希政府所宣扬的“工作、家庭、祖国”的教条理念。但是从哲学角度上来说，波伏瓦的小说提供了两种与他者联系的方式：第一种是承认他者和自我意愿都是有意识的存在，都有丰富和脆弱的内在生活。第二种是拒绝看到前者，拒绝互相回馈的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者要么是对我们有用的物，要么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第二种方式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阐发的很相像。而人们在报道波伏瓦人生的下一阶段的时候，都只会关注到波伏瓦在战后名声大噪，听爵士乐，办派对，而不关注波伏瓦和萨特严肃的哲学对谈。为什么波伏瓦会被如此误解？为什么她会被贬低为萨特的“圣母”，以及为什么波伏瓦要缩手缩脚地去避免那些因为她的女性主义作品而针对她的人身攻击？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得进一步去了解波伏瓦对萨特的哲学所持异议的具体内容。

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曾经写道，每一个有脑子的西方女性肯定都在某一个时间点问过这样的问题：“像西蒙娜这样的漂亮女孩为什么要去倒贴萨特这种无聊的丑八怪，跟他浪费时间？”卡特接着给出答案：“只有爱，才能让你心甘情愿地陪跑。”[6]不过在1943年，萨特不仅是一个无聊的丑八怪，更糟糕的是，还是一个极其悲观的哲学家。哪怕是按照悲观的哲学家的标准来看，萨特对人性的期待也是十分低的。萨特认为所有的人都想要主导别人，因而所有的关系都是充满冲突的，以至于爱是不可能的（用萨特的原话是：爱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当时的波伏瓦并不能算是一个“陪跑的”，她是一个不认同萨特观点的哲学家。那时候还没有人把波伏瓦的人生当作武器，讨伐和攻击她。

在《存在与虚无》里萨特提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都是一个人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另一个人扮演被主导者的角色。一个人是“主体”，他从自己的视角看待世界，而另一个人是“客体”，他内化了那个统治他的人的视角。萨特认为，有时候我们倾向于去统治别人，有时候也喜欢被别人统治。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平等地和彼此互动。

萨特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就提出过著名的“主奴辩证法”[7]，其中的内容和萨特的非常相似。而早在黑格尔之前，圣奥古斯丁就认为所有人类都受到支配欲的驱使，这也是人类大部分苦难的起因。波伏瓦在战争期间曾仔细研读黑格尔，她感到孤独和思考能够让自己得到慰藉。波伏瓦在小说《女宾》里也设置了黑格尔式的主题。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萨特《存在与虚无》里的很多核心想法都剽窃自波伏瓦。如果不是因为性别，萨特所获得的那些认可本应属于波伏瓦。[8]尽管《存在与虚无》是在6月出版，而《女宾》比它晚了两个月，但是萨特早在军事休假期间就已经读过《女宾》，也就是说萨特在进行《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写作之前就已经在波伏瓦的虚构小说中接触到了这个概念。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分类就是“自为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如果暂时抛开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