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被遗忘的哲学

深晦涩的哲学术语，我们就会发现萨特提出的这个哲学概念其实和波伏瓦在1927年的日记里说的“从内向外对自我的审视”和“从外向内对自我的观察”有不谋而合之处。

但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在哲学的层面，萨特“窃取”波伏瓦的灵感这样的说法都是有失偏颇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是一种“永不间断的对话”。即使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互相回馈，波伏瓦和萨特在智识上也是“互相”鼓励的。从哲学角度来说，波伏瓦和萨特都是浸淫在法国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甚至都不屑于去标注每个概念的出处，更不用说非要声称自己拥有某一个想法。此外，对于波伏瓦来说，某个具体的哲学思想属于谁、由谁占有，远没有证明出这个思想正确与否来得重要。在20世纪40年代，波伏瓦也极力批判过“占有”这个概念。

与此同时，波伏瓦对萨特也是持批判态度的。后来波伏瓦会意识到占有的概念在延续权力、决定谁会被后世铭记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存在与虚无》里有一个概念叫作“自欺”，波伏瓦和萨特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一起探讨这个概念。在波伏瓦的作品《精神至上》里也有出现，这个概念对波伏瓦后来的很多作品都有着深远影响，但是靠这个概念闻名于世的却是萨特。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起这个概念的起源时，说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一起想出来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这样定义“自欺”：这是一种逃避自由的方式，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真实处境”（facticity），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真实处境”是指一个人面对的所有偶然的和没法选择的因素，比如出生的时间和空间、肤色、性别、家庭、受到的教育以及身体。而“超越性”表示的是人能够超越这些属性的自由，指的是一个人如何去对待事实，如何通过行动去塑造自己。

萨特认为，当“真实处境”和“超越性”出现脱节时，“自欺”就产生了，这会使得一个人认为自己一定要成为某个样子。萨特用“侍者”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如果一个侍者认为自己永远只能是侍者，认为自己是侍者的“真实处境”决定了自己的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自欺”的状态。因为这个侍者永远都有自由去选择其他的人生道路，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他自己的“超越性”。不过，如果这个侍者完全不顾自己是一个侍者，试图去做一个首席执行官，那他就是以相反的原因处在另一种“自欺”当中——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真实处境”的局限。

这个例子也许听起来有些无足轻重，但是如果你把侍者换成“犹太人”“女人”“黑人”就能看出它的深刻之处。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这种拿他人“真实处境”的单一面向来以偏概全的做法，这样做的同时也忽略了他们的完整人性。1943年时，历史仍然在重蹈覆辙。不过当时萨特并没有在《存在与虚无》中分析道德观，也没有就那个物化他者的问题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萨特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挣脱自己“真实处境”的限制，因为不管处于何种境况，我们都有把它利用到极致的自由。

在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就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萨特认为人类是自由的，不管他们的境况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可以自由地通过选择不同的回应方式去“超越”自己的“真实处境”。而波伏瓦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9]从理论角度来说，能做出选择的自由和在现实情况里有选择的权力，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到了20世纪40年代，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以及《模糊性的道德》这两篇哲学文章中进一步详述她对此的批判观点。同时波伏瓦也不得不处理《女宾》给她个人生活带来的风波。

在波伏瓦首部小说出版之前，弗朗索瓦丝对她的生活知之甚少，她甚至认为波伏瓦还是一个“好女孩”。小说《女宾》出版之后，波伏瓦迅速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与此同时，各种流言蜚语也打破了弗朗索瓦丝的幻想。弗朗索瓦丝既对波伏瓦书里的内容感到震惊，也为她获得成功感到高兴。此外，因为波伏瓦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她的成功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好处。[10]

《女宾》出版以后，人们对它主要有三种解读。在1945年之前，波伏瓦和萨特还没有声名鹊起，人们认为这本小说描绘了波希米亚式的巴黎生活；后来，它被当作波伏瓦和萨特三角恋的隐匿真名的纪实小说；第三种解读是女权主义者们[11]把它看成是三个非传统女性在一个专横的传统世界里的记录。在这本小说里，有些篇章很容易让读者把主人公弗朗索瓦丝和波伏瓦联系在一起。比如，皮埃尔有了别的女人，弗朗索瓦丝却不想因为难过而浪费自己“宝贵的工作时间”。[12]弗朗索瓦丝自认是一个“忠诚的”人[13]，对于不能长久的浪漫关系不感兴趣[14]。因为弗朗索瓦丝深深地相信要忠诚于自己，她拒绝成为一个在爱情中索取的女性[15]，她要自己和热尔贝之间是两情相悦的[16]。不过，书中的男主人公皮埃尔关心的则是，弗朗索瓦丝有没有问自己是否处在“自欺”当中。整本小说在情节发展中穿插着弗朗索瓦丝对自己和皮埃尔关系的反思，有些部分也被猜测是波伏瓦对奥尔加的反思：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从他那里获得的东西，她盲目地爱着他。但是她已经向自己承诺过，一定要爱他本来的样子，哪怕是他为了自由而逃避她，她也不会被第一个障碍绊倒。[17]


波伏瓦的读者会疑惑：这是波伏瓦在借弗朗索瓦丝说出自己的心声，还是完全是她自己的想象？在小说中，弗朗索瓦丝对泽维尔说：“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定了型的、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存在，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你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所造就的。”[18]波伏瓦把自己的小说写得和她的生活很相像，激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她这么做，也是让读者自由地去想象一个波伏瓦。

波伏瓦自己也欢迎读者把她小说里的一些内容解读成自传性质的。波伏瓦曾经告诉弗朗西斯和贡捷，她诱惑博斯特的场景和《女宾》里描写的一模一样，不过波伏瓦并没有透露博斯特的名字。[19]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也回忆过引诱博斯特的事情，这些信件在萨特和奥尔加去世之后被出版。现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波伏瓦信中和小说里的描写有何不同。在给萨特的信里，波伏瓦轻松愉快地谈起这件意料之外的风流韵事：“三天前，我和小博斯特睡了，当然了，这事是我主动的……不过我们俩都想要。”[20]而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则是，弗朗索瓦丝经历了好些日子的“模模糊糊的渴望”，有一天，这种渴望突然变成了“按捺不住的欲望”；不过在那之前，因为弗朗索瓦丝觉得热尔贝“遥不可及”，所以一直压抑着自己没有主动。[21]

在正式出版之前，波伏瓦原本给这本小说起的名字叫作“自卫”（Légitime Défense）。[22]回看过去，波伏瓦觉得20世纪30年代的自己对所有人都带着一种不在乎的决绝态度，她“仗着自己有萨特的凝视，想要忘记周围其他人的眼色”。后来当波伏瓦不得不承认其他人的存在的时候，她感觉到一种极度的不适。波伏瓦在《女宾》中描写过这种不适感的发作。[23]她不再任意地去秉持对他人盲目的态度。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哲学，这是一个死胡同。

1943年，波伏瓦和萨特的作品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