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场景融入哲学论述：
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她家公寓门房的儿子去世而哭泣。对此，她的父母有些不耐烦，说道：“这个小男孩又不是你的兄弟。”听罢，女孩擦干了眼泪。但是这样教孩子是很危险的。如果为陌生的小男孩哭泣没有用，应该随他去，那人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的兄弟哭泣呢？[30]
波伏瓦当年十分不解自己的父母对于门房儿子去世的冷漠态度，不管她后来变成什么样，她都没有忘记这种困惑。但是波伏瓦也明白，这世界上有太多苦难和不公，如果真的要在乎，要为之哭泣，那我们就只能整日整日地以泪洗面了。我们的能力有限，也并不总是清楚该去在意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去同情所有同样性别、同样国别、同样阶级的人，或者与整个人类认同，那我们也只是在口头上扩大我们在乎的范围罢了。
真正的问题是：大千世界里，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去在意和有所为的呢？波伏瓦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是唯一属于你，且仅属于你一个人的，这是你成为你自己的方式。只有你能创造和维持连接你和他人的关系，不管那是好的还是坏的。[31]你和他人的关系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必须由你和他人一天一天地去创造以及再创造，有时候能够很好地发展下去，有的时候会被忽视，也有的时候会被滥用消亡。[32]
波伏瓦和萨特花了整整十年多去探讨自由的概念。波伏瓦曾经信仰上帝，于是遵照天主教的教义去生活，而后来她想要遵照哲学理念去生活，但是她发现“自由”的概念行不通。萨特曾经在剧本《禁闭》（No Exit）里称他人为“地狱”，那一年，波伏瓦发表了一篇批判萨特的哲学评论。萨特相信，人在世上是孤独的，而波伏瓦对此并不认同，她认为，如果人是孤独的，那么人的命运将会很悲惨。只有和他人一起，我们才能成就某些事。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回到爱和奉献的主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曾在学生日记中写下的哲学思考。波伏瓦写道，每个人都想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寄托。大部分人，尤其是女性，是在为他人奉献、为他人活着中，找到了寄托。有的人认为自己在上帝那里找到了意义，有的人认为自己在奉献他人的过程中找到了寄托。[33]
但是，通过奉献来合理化一个人的存在的做法是有问题的。首先，如果你所有的快乐都建立在对方是否接受一个他不怎么想要的东西上时，你为之奉献的对象很可能会厌烦你。而且，如果我们用奉献去限制他人的自由，违背他人的意愿，那我们对他人的奉献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暴政式的绑架。世上这么多的人都想要为另一个人奉献自我，当时的波伏瓦想要知道，有没有可能在奉献的同时不绑架他者？[34]
到这里就很清楚了，波伏瓦并不赞同萨特对于自由的定义，她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理解。萨特认为自由是无限制的，但波伏瓦认为我们和他人的选择是相互制约的。因此，光是追求自由还不够，如果想要真正地尊重自己的自由，那么也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必须以道德的方式去行使自由。[35]
波伏瓦希望读者看完她的作品后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行动塑造了生活里他者的世界，塑造了他们所能行动的境况。波伏瓦很后悔自己之前漠不关心政治的态度，当然，我们不清楚这个改变是因为波伏瓦自己的境况，还是因为“二战”的影响，抑或是因为她个人生活的波折。即使是在和萨特的“本质的”恋爱关系里，波伏瓦也感到痛苦。渐渐地，波伏瓦意识到自己和萨特的关系伤害了他们“偶然的”恋人们。之前萨特给比安卡写了一封过分的分手信，波伏瓦狠狠斥责了萨特。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如今比安卡也嫁给了伯纳德·朗布兰，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比安卡的情绪非常不好，因此会常常来找波伏瓦。1945年，波伏瓦曾写信给萨特说他们俩应该为比安卡的痛苦负责。有一天晚上波伏瓦和比安卡聊到深夜，她的内心充满了懊悔：“比安卡现在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这是我们造成的。这显然是比安卡与我们分手的后遗症，我们对她的影响很深也很直接……我们伤害了她。”[36]（后来，比安卡的心理分析师雅克·拉康也赞同波伏瓦的看法。[37]）
波伏瓦的《皮洛士与息涅阿斯》出版后大受好评。在《时势的力量》（Force of Circumstance）里，波伏瓦回顾了这段时期，她认为这是因为法国当时“鼓励回归哲学”。[38]波伏瓦在作品中小心翼翼地谈到了邦雅曼·贡斯当、黑格尔、斯宾诺莎、福楼拜、卡夫卡、康德和莫里斯·布朗肖的哲学观点，同时也否定了这些人的观点。波伏瓦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法国民众在被攻占时期之后渴望哲学阅读的心态，大大淡化了她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波伏瓦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吗？我们很幸运能够从波伏瓦1945年的一次访谈中看到事情的真相。在《法语字母》（Les Lettres Françaises）里，波伏瓦没有谈及公众在攻占期间没法读到哲学作品，而是聚焦于萨特哲学体系的缺陷。用波伏瓦自己的话说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并没有暗示道德观，而我想要提炼出一套道德观。后来，我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里进一步阐发了这种道德观，在小说和戏剧当中我也试图提出具体的方案，虽然是用一种更具体但也更模糊的方式。”[39]那为什么波伏瓦要在自传当中抹掉自己如此重要的哲学贡献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波伏瓦选择在公众面前呈现一个不一样自我的原因。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双偶咖啡馆工作，1944年。
[1] WD 320, 21 January 1941.
[2] PL 434.
[3] SCTS 343.
[4] PL 340.
[5] SCTS 6–7.
[6] Angela Carter,‘Colett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19) 2 October 1980:15–17.
[7] 主奴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在自我意识的阶段提出的关系辩证法。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个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为主人，后者是奴隶。
[8] Edward Fullbrook and Kate Fullbrook, Sex and Philosophy, London:Continuum, 2008, 79 & passim.
[9] PL 434.
[10] 见VED 68.
[11] 译文中“女权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都是由英文中的“feminism（feminist）”译出。对于较激进的女权运动基本采用“女权”的译法，并考虑到波伏瓦在1972年采访中公开声明立场（见P374），译文对于1972年之后的场景更多采用“女权主义（者）”。
[12] SCTS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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