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存在主义女王

重别人的自由，而你却总是帮我做决定，把我当作一件物品来对待。”[13]

这部小说也展现了男人对待女性的两种态度：物化与不物化。故事中的让能够把所爱之人搂在怀里，把微笑着的她当作完整的人去看待，并且享受自己的意识和另一个人交融。而相反的，故事中的马塞尔只有在把女性看成是一个绝对的物品时才去触摸她的身体。[14]

波伏瓦在自传的第二卷中曾用一段话来回顾她的作品。波伏瓦对《女宾》不甚满意，因为她认为“谋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在《他人的血》和《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试图去定义我们和他人真正的关系”：不管愿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确是侵犯了他人的命运，我们必须直面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并对此负起责任。[15]《他人的血》开篇题记引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一句话：“每个人都对世间的人事万物负有责任。”这是波伏瓦献给纳塔莉·索罗金的书。

后来，波伏瓦在为自己的原创性辩解时，回顾了《他人的血》出版之后的反响。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表示《他人的血》的主题是“我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体验和那些物化我的人之间的悖论”。然而，公众并不知道波伏瓦的意图，于是给这本书打上“反抗派小说”和“存在主义小说”的标签。更糟的是，读者们认为她的小说作品只是“哲学小说”，而且挪用了萨特的哲学思想。

首次提出“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t）一词的，是天主教哲学家和剧作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这个词通常用来指代萨特的哲学思想，而当时的波伏瓦反对人们给她贴上同样的标签。因为波伏瓦在创作小说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她的灵感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不是某个哲学体系。[16]在《战时日记》中，波伏瓦所做的关于《他人的血》的早期笔记也清楚地表明，波伏瓦只是想用这部小说去展现女性如何深受“幻想通过爱情获得意识肯定”的想法的毒害。[17]

1945年10月29日，波伏瓦唯一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在巴黎开演，并在家乐福剧院（Theatre des Carrefours）举行了一场义演。故事设置在中世纪的弗兰德斯，在一个叫作沃塞勒的虚构城邦里展开。沃塞勒城邦叛乱起义，要脱离勃艮第公爵的统治。整部剧的第一幕是城邦里的居民们在一次围城之后正经历着大饥荒，城邦总督决定为了保护城邦，他们必须驱逐“白吃饭的嘴巴”，也就是女人、小孩和老人。城邦总督分析认为，食物很紧缺，所以只有工人和士兵可以享有食物。这个城市的名字“沃塞勒”在法语里听起来和“vaut-elle”是一样的，而这句话的意思是“她有价值吗？”。

早在波伏瓦写出《第二性》和《老年》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之前，她的剧作就已经在展现人类粗暴的分类——仅仅因为你是儿童、女性和老人就认为你没有价值。不过就像波伏瓦很多其他作品一样，这部剧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爱和承诺都是一种“囚禁”？剧中的一个主人公让-皮埃尔不想成为他妻子的“限制”：“把她给我？你认为我会同意把她锁起来，并且告诉她我就是她的全世界吗？我可不想做一个狱卒。”在整部剧的最后，让-皮埃尔和克拉丽斯发现爱的另一种可能性，他向克拉丽斯求婚，却被她问道：


克拉丽斯：“世上的人啊，到底该如何去爱？”

让-皮埃尔：“我们一起抗争。”[18]


波伏瓦把这部剧献给她的母亲[19]，而且首演结束之后，她就马不停蹄地去为那些因为父母被驱逐到德国而成了孤儿的孩子送去食物[20]。

波伏瓦后来说，《白吃饭的嘴巴》受到了带有敌意的批判：“这些日报几乎像是串通好了一样痛斥我。”[21]的确不少评论者批判这部剧，尤其是剧的制作；有些评论者认为波伏瓦想要表达的信息太过牵强，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还不足以拿到剧院里来演[22]。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评论都是负面的，其中有评论感慨：“这么好的剧本，在巴黎竟然找不出十个导演来争取它！如果还有一点公正，如果公众能够欣赏到它的价值的话，《白吃饭的嘴巴》应该在拉夏贝尔大道上成功上演。”[23]

就在《白吃饭的嘴巴》首演的同一天晚上，1945年10月29日，萨特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后来闻名于世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这场演讲在一个叫“保持”（Maintenant）的小俱乐部举行，即使场地很小，主办方还是担心会因为来的人不够多、太空旷而显得尴尬。然而，萨特抵达俱乐部时，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龙，连他自己都担心会挤不进去。后来，萨特好不容易挤到了讲台上，他说：“‘存在主义’现在是一个流行词汇，但是谁都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基督教徒们认为‘存在主义’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是不道德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存在主义’是虚无的。但是‘存在主义’两者都不是。”萨特接着指出人们之所以反对他的观点，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留在“自欺”的状态里，而不愿意直面自己的自由。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你是你自己的行动造就而成的。”萨特那天晚上的演讲后来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题发表出来，也成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最常被引证的章节。

就在萨特演讲之后不久，让·瓦尔做了一次关于存在主义历史的讲座，还邀请了其他哲学家来回应，然而这个讲座远没有萨特的那么火爆。在这个讲座中，尼古拉·柏多耶夫、乔治·古尔维奇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分别讨论了存在主义是如何从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发展而来。[24]而在12月11日，西蒙娜·德·波伏瓦举办的关于“小说和形而上学”的演讲，就更加不为人所知了。[25]

萨特在保持俱乐部所做的演讲成了战后巴黎标志性的文化事件，相比之下，波伏瓦的讲座无人问津，波伏瓦在自己的自传里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个讲座。当时的波伏瓦在探索文学和哲学之间的边界，她想用哲学的方法去捍卫她的推理。有人注意到了波伏瓦的探索，有人对波伏瓦的尝试表示赞赏。早在1945年，梅洛-庞蒂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波伏瓦的《女宾》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写作方法。[26]

尽管《他人的血》一开始收获了好评，但是就像《白吃饭的嘴巴》一样，评论家们指责波伏瓦为了哲学牺牲了文学。媒体评论者莫里斯·布朗肖撰文赞美波伏瓦的《女宾》从哲学角度来说非常优秀，同时也保持了道德的模糊性，没有强加结论给读者。但是莫里斯·布朗肖以及其他一些评论者批判《他人的血》只是一部哲学小说。在“小说和形而上学”的演讲当中，波伏瓦回应了这些批判，分别从个人和哲学两个角度解释了自己想要调和哲学与文学的努力。波伏瓦开始时说道：


在我18岁的时候，我大量地阅读。当然，那时我的阅读就和那个年纪的人一样天真，充满激情。每次读小说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具体的时空，里面有各种性格的人物和事件。一部哲学作品能够带我短暂地离开真实的世界，进入天堂般永恒的宁静里……真理在哪里？在人世间还是在永恒里？我感到分裂。


波伏瓦之所以选择写小说，是因为她相信文学能够给予我们“一种想象的体验，这种体验像真实生活里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