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存在主义女王

验一样完整，让人不安”[27]。哲学作品常常用抽象的方式展开，会想把作者的观点强加给读者，强迫他们去接受，而不是邀请他们到特定的情境中，使其看到其他视角和观点徐徐展开。波伏瓦认为，形而上学的小说是为了让读者拥有这种自由。

波伏瓦知道并非只有自己在哲学小说创作上遭到了指责，早就有其他文学和哲学的前辈尝试过这样做并遭到了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指责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隐藏了哲学论述。波伏瓦十分认同克尔凯郭尔的一个观点：一个哲学家越能注重个人体验主观的一面，一个人的内在生活越独特，他们越有可能用文学的形式来描述个体变成自我的独特体验。哪怕是柏拉图也在这两种诱惑中挣扎过：柏拉图在驱逐来自共和国的诗人时，他既担心艺术会腐化城邦的民众，但是也看到了艺术能够有力地鼓励民众去追求上帝。不过，这位西方哲学巨擘最终还是以对话这种文学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哲思。[28]

1945年后，波伏瓦和萨特都因为存在主义而名声大噪，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关注，波伏瓦称1945年为“存在主义攻势”（existentialist offensive）年。在法国时，人们在咖啡馆里看到波伏瓦和萨特就会一直盯着他们俩看，大街上也常常有摄影师明目张胆地拍他们。在美国，波伏瓦和萨特受邀为《时尚》《时尚芭莎》《大西洋月刊》等杂志拍摄封面。萨特俨然成了偶像，而让他这个偶像魅力大增的其实是他身旁这位美丽、神秘、传统的女性。虽然波伏瓦也发表了自己阐述存在主义哲学的文章，甚至要比萨特更有深度，更成熟[29]，但是波伏瓦的哲学贡献以及她对萨特的想法的异议，显然都被残酷地无视了。1945年，巴黎战后的小报耸人听闻地称波伏瓦为“伟大的萨特主义者”（la grande Sartreuse）和“萨特的圣母”（Notre Dame de Sartre）。

在公众的眼里，波伏瓦和萨特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儿。但是私下，波伏瓦则在为萨特“偶然的爱”而痛苦不堪。[30]20世纪70年代，在萨特的一个访谈中，谈到他生命中的其他女性时，波伏瓦说她很惧怕多洛雷丝·瓦内蒂，因为萨特十分依恋她。萨特曾把《摩登时代》杂志的第一期献给她，而且在1945年，萨特甚至放弃和波伏瓦共度圣诞。12月12日，他离开巴黎去了美国，陪伴瓦内蒂整整两个月。1982年，戴尔德丽·贝尔向波伏瓦提起了瓦内蒂，她说波伏瓦因此“情绪激动”起来。[31]但是这种描述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很少，什么样的激动，什么样的情绪？是因为嫉妒还是悲伤，这种情绪在30多年后仍然真实可感？还是波伏瓦因为再次被问起这个问题，被评判她和萨特的风流韵事，所以因情绪激动而生气？

1945年，“存在主义攻势”年，波伏瓦在做广播直播。

1945年12月，波伏瓦在《摩登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存在主义和大众智慧》（Existentialism and Popular Wisdom）。当时人们仍然指责存在主义，说它是悲观主义哲学，过度地强调人性的阴暗面以及人终有一死。因此波伏瓦故意写了这篇文章来挖苦回应：人类的苦难和必死性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不用说，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要在世界上做的事情以及经历苦难的意义，这些问题都不是存在主义发明创造出来的。[32]人们常常问波伏瓦，做一个存在主义者到底能获得什么。这个问题着实让波伏瓦感到厌烦，波伏瓦表示，向哲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非常怪异的。“康德或者海德格尔也不会自问，相信他们的哲学思想到底能获得什么。哲学家所说的就是他们思考出的真理，别无其他。除了追求真理，哲学家没有别的目标。”[33]

波伏瓦认为真相是，人们在给自己找借口以逃避自由的责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表达出的悲观主义和法国伦理学家们的道德传统论述是一脉相承的。很多备受拥戴的作家相信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比如帕斯卡和拉罗什福科。其中，帕斯卡认为人性既可以“苦难和卑鄙”也可以“高贵和伟大”，但是人性会倾向于前者，帕斯卡也因此被称为“悲惨主义作家”；后来我们看到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延续了这种精神。拉罗什福科在同样悲观的作品《道德箴言录》（Maximes）里认为，人类自欺式的自爱，是一种流行的自恋幻想。在他看来，哪怕是慈善行为也只不过是人类伪装起来的利己主义罢了。

熟知法国文化的读者们，没有从萨特笔下的人类境况中看到希望，反倒是看到了他们熟悉的苦难和绝望的哲学。但是波伏瓦很震惊，一个如此陈旧的话题竟然会触犯众怒。人类的苦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教堂里的神父、帕斯卡、博须埃、马西隆、传道士，甚至整个基督教传统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地让教徒们感到痛苦。非宗教的伦理学者们也纷纷攻击了礼数和传统：拉罗什福科、拉封丹、圣西门、坎福特和莫泊桑争相去抨击卑鄙、徒劳和伪善。[34]

波伏瓦认为，基督教和伦理学对于人类存在的模糊性所给出的答案只是一种辩解。如果人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充满罪恶的，本性就是被自私所驱使的，那么人类就会很坦然地选择接受自己的命运走向苦难，而不是用自由去反抗不公。如果萨特认为人的本性是渴望主导的，那么我们就没法逃脱与压迫者共存的命运。相比较而言，波伏瓦在哲学上拒绝“谎言和放弃所带来的慰藉”。波伏瓦认为想要主导或臣服是人的天性使然，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借口。[35]


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美德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也毫不费力地放弃自我去相信美德是不可能的。人们不愿去想象美德是可能的、艰难的。[36]


任何一种决定论——不管是基督教的、世俗的、道德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人类在减轻自由所带来的相应的负担。同样重要的是，这也免除了人们试图以道德的方式使用自由的重担。

波伏瓦声名鹊起之后，也用自己的名气帮助过别人。1945年秋日的一天，波伏瓦和一个朋友在香榭丽舍大道一起排队买电影票，恰好遇到了朋友的旧识。这是一个胸怀抱负的作家，叫作维奥莱特·勒迪克。几天之后，勒迪克把自己的作品手稿拿给波伏瓦看。波伏瓦一口气读完了上半部分，她告诉勒迪克作品有些后劲不足。勒迪克重新修改了手稿，波伏瓦看了之后很喜欢，于是把这本《窒息》（L’Asphyxie）推荐给了加缪，加缪欣然接受了她的推荐。[37]在勒迪克后来的生活和事业上，波伏瓦都给了她不少帮助。

萨特不在身边，波伏瓦继续开始创作她的下一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All Men Are Mortal）。同时，波伏瓦也帮助萨特编辑他的演讲稿《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改名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出版。纳塔莉·索罗金仍然住在波伏瓦所在的路易丝安那酒店，纳塔莉现在怀孕了，正在准备和她的美国大兵男朋友搬到加利福尼亚。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纳塔莉现在很温和，肚子里的孩子正在茁壮成长，纳塔莉散发着母性光辉”。[38]波伏瓦和博斯特仍然是情侣，但是博斯特的记者工作使得他常常出差。尽管萨特几乎从来不在他和波伏瓦的附近，但萨特的名气也让博斯特渐渐感到有些自卑。

1945年圣诞节，波伏瓦和博斯特、奥尔加还有万达一起在赏雪小镇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