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存在主义女王

夫度过。虽然这一年波伏瓦功成名就、风光无限，但是她觉得这个滑雪的假期才是她“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当时的波伏瓦已经开始意识到，获得成功并不能使她在个人生活里感到满足，她喜欢这些老朋友所带来的亲密感，旅行中的新鲜空气也让她感到精神振奋。1946年1月中旬，波伏瓦回到巴黎，她突然觉得这种转变很突兀：前一天还在滑雪，“但今天我已经做好了头发，衣着靓丽，光彩照人，旅行中的阳光把我的肤色也晒得恰到好处，这一切都与巴黎格格不入”。[39]在飞往突尼斯之前候机的时候，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她出名了，私下里老是被人认出来。有个女士过来问与她同行的科萨两姐妹：“这是不是大名鼎鼎的波伏瓦女士？老是有人跑过来问是不是真的是她。”[40]

那之后，萨特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收到波伏瓦的来信；萨特一直在期盼波伏瓦的来信，还把自己的各种消息寄到突尼斯，但是邮政系统不力，导致他们常常错过彼此的信件。[41]在纽约，波伏瓦的小说给萨特惹了麻烦。多洛雷丝问列维-斯特劳斯怎么看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假装不知道她和萨特的关系，回答说：“你觉得我读完波伏瓦的《女宾》之后还会喜欢萨特？他简直是个肮脏下流的浑蛋。”（萨特写信给波伏瓦说：“多谢你，把我写成那副模样。”[42]）

与此同时，波伏瓦正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开讲座。她简直不敢相信存在主义在这里“大获成功”：在阿尔及利亚，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听她的讲座。波伏瓦一直没有收到萨特的信件，回到巴黎后才得知博斯特在意大利，纳塔莉已经启程去美国，而萨特仍然在纽约。即使如此，人们已经纷纷开始谈论萨特和瓦内蒂的事情。萨特到处张扬，说瓦内蒂是最美妙的女性。萨特的传记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说她写到这个阶段时，甚至不确定该认为萨特的行为是“疯狂、变态、愤世嫉俗、投机主义、残忍残酷成性，还是只是单纯的笨拙”。[43]

尽管当时萨特所有的书都没有英文版，但是他在纽约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时代周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报道萨特，把他比作一个来自巴黎、强势进入曼哈顿的“文学雄狮”，并把《存在与虚无》称作存在主义的圣经，而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它“最重要的信徒”。[44]

如果波伏瓦知道当时在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事情，她会发现自己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萨特在信里并没有跟波伏瓦说实话，他告诉波伏瓦自己很喜欢纽约，有了一段美国恋情，但是情人瓦内蒂的爱让他感到害怕。萨特甚至告诉波伏瓦自己一直和热情的瓦内蒂保持着距离。[45]但是真相是，当时瓦内蒂已经因为萨特在准备离婚了，而哥伦比亚大学提出要和萨特签一个两年的教职合约，萨特也向瓦内蒂求婚了。[46]

后来萨特拒绝了这份教职，瓦内蒂离婚也需要时间，所以他们俩决定让萨特先回法国，之后再想办法在一起。但是后面的事情，谁知道呢？

1946年2月，波伏瓦回到巴黎，开始写《模糊性的道德》，同时在《摩登时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以眼还眼”（An Eye for an Eye）的文章。此时战争已经过去，人们不再隐藏而是公开谈论大屠杀的恐怖，波伏瓦的《以眼还眼》是在讨论惩罚与报复、责任和原谅。波伏瓦认为，人类在本质上都是模糊的，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意识也是物质。波伏瓦强调，“绝对的恶”是指拒绝承认他者的主体性，把他者看作能被折磨和杀害的物。[47]

3月15日，萨特离开纽约回巴黎。回来之后的萨特总是在对话里绕着多洛雷丝转，这让波伏瓦难以集中注意力工作，几个小时之后波伏瓦甚至开始感到头疼。[48]1946年4月，波伏瓦情绪低落，她不断问自己：萨特是不是和多洛雷丝产生了和她从未有过的感情？波伏瓦想要摆脱这种不确定性带给她的困扰，她决定不再等待什么合适的时机，直接向萨特提问：“你扪心自问，到底谁对你更重要，是多洛雷丝还是我？”当时波伏瓦和萨特正在去和朋友吃午饭的路上，时间不允许他们长谈。萨特回答：“多洛雷丝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现在我和你在一起。”[49]午饭席间，波伏瓦觉得自己的心一直在下沉。萨特和自己在一起是为了遵守契约，还是因为他想要这么做？午饭过后，萨特对波伏瓦解释说：“既然我们一直都认为行动比言语更重要，那为什么现在你不这么想了呢？此时此刻，我的人都和你在一起啊。”

波伏瓦觉得自己相信了萨特的辩解。1946年5月，波伏瓦继续写《模糊性的道德》，一想到萨特被瓦内蒂迷得神魂颠倒，就觉得震惊和挣扎。波伏瓦继续阅读哲学，研究黑格尔的冥想概念。波伏瓦也知道自己有时候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她写道，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好像一条被冲上岸的鱼，精疲力竭，濒临死亡[50]。但不管是不是真的精疲力竭，波伏瓦还是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5月14日，波伏瓦把四篇稿子交给《摩登时代》，6月1日，《模糊性的道德》的引言出版了。[51]

除了萨特让波伏瓦感到疏远，还有一件事情也让她感到不适。现在波伏瓦和萨特都成了名人，他们已经没法像从前那样在咖啡馆里工作、写作了。1945年萨特在美国时，他的继父去世了，萨特的母亲让萨特考虑跟她住在一起。萨特同意了，1946年5月，他搬进了波拿巴大街42号四层的一间公寓，公寓的窗户俯瞰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萨特能够从书房里看到双偶咖啡馆的天台、雷恩街的路口。

萨特重新进入了他母亲的那个资产阶级世界，住进放着伪造的路易十六家具的家里。不过这间公寓还是很舒适的，萨特也开始整理自己的藏书。芒西夫人负责帮萨特置办服装，她的女仆尤金负责清洗衣服。波伏瓦和芒西夫人对彼此都没有太多热情和好感，现在萨特的母亲把这些安排称作“她的第三次婚姻”[52]。

在萨特搬回他母亲的公寓之后不久，传来了一则坏消息。奥尔加本来要出演萨特的戏剧《苍蝇》（The Flies），但是她突然得了肺结核。29岁的奥尔加在克里希地区的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捡回来一条命。博斯特刚刚出版了一本书，但却没空开心；他每天都去医院看望奥尔加，有时候波伏瓦也会陪他一起去。

萨特从美国回来之后，收到巴黎高师的一个热心学生的来信。寄信的是个21岁的年轻人，叫让·科，他觉得萨特可能需要一个秘书，而他毛遂自荐说自己可以胜任。一开始萨特觉得这很可笑，不过后来他还是同意了，他叫让·科每天上午来工作三个小时。这一干就是整整11年，让·科帮萨特写那些他不想写的信，后来帮萨特管理财务，这也是萨特无法避免的一项任务。芒西夫人每天早晨10点钟叫让·科进来，之后让打开萨特的信箱。萨特也差不多同时像个骡子一样开始工作。到中午1点钟，萨特会和波伏瓦或者别的女人一起吃午饭，让·科也离开。下午4点半，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回到公寓，波伏瓦会在萨特的书房里架起桥牌桌工作，在那里待到晚上8点。

在1946年到1949年这短短的四年间，因为有母亲帮他料理家务，还有秘书分担杂事，萨特完成并出版了40部作品。当时波伏瓦也帮萨特编辑和修改他的文章，萨特和波伏瓦仍然会给彼此的作品提意见。波伏瓦给萨特做编辑也不完全是无偿的，一方面波伏瓦自己有写作和编辑工作的收入，另一方面我们从她的信件中也发现萨特的收入是他们的共同收入，尽管他们常常是一有收入就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