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存在主义女王

去了。[53]由于波伏瓦还要帮衬家人，她没有经济余力去拥有一个单独的空间和私人助理。

很多读过波伏瓦传记的读者都会忍不住去想象，在萨特和瓦内蒂恋爱的那几年，如果波伏瓦能够结束和萨特的关系，该会有多么轻松。众所周知，波伏瓦和萨特的契约是在15年前制定的，但是大众所不知道的是，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浪漫爱情。在《时势的力量》里波伏瓦写道，她“和萨特的关系是一种无法言传的联结”，很多人会简单地认为这种联结就和普通的女性叙事一样：只是通过合法婚姻或者婚外情在一个男性的生命中占据中心位置。但是波伏瓦和萨特的联结是一种智识上的深厚友谊。[54]

这段时间波伏瓦也重新开始和梅洛-庞蒂见面，他将要从萨特那里接手《摩登时代》杂志的日常编辑工作。5月6日，波伏瓦和梅洛-庞蒂一起吃了饭，讨论了萨特的哲学。梅洛-庞蒂认为萨特的哲学没有充分分析现实的错综复杂，这让波伏瓦想要继续写完她关于道德模糊性的文章，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太累了[55]。

1946年6月，波伏瓦在《迷宫》（Labyrinthe）上发表了《模糊性的道德》的初版引言。在这篇文章里，波伏瓦批判哲学家们常常通过“理性的形而上学或者抚慰人心的伦理学”来逃避现实。波伏瓦认为“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已经在经历各种境况里的悲剧式的模糊性，而大部分哲学家的思考都只是在试图掩饰这一点”。[56]波伏瓦认为人类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直面人性模糊性的道德观，而非给人们找借口的道德观。

1946年6月底，波伏瓦完成了《模糊性的道德》，开始考虑下一部作品，她坐着出神地望着面前的一张白纸。这一幕被她的雕塑家朋友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看到了，阿尔贝托说波伏瓦看起来十分不寻常。波伏瓦解释说当时自己正在思考写点什么，但是毫无头绪。阿尔贝托说你可以写任何东西啊。那段时间，波伏瓦很喜欢米歇尔·莱里斯的《男性气质》（Manhood），她觉得深受启发，决定写写她自己。波伏瓦脑子里萌生出一个还未成形的想法，她开始做笔记，再和萨特一起反复讨论，波伏瓦这次提出的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波伏瓦在回忆录里说，她和萨特的对话是一种心灵启示的过程。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记载道，她一开始觉得做一个女人对自己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过厌恶，也没有人对她说过“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57]萨特建议波伏瓦要更深入地去思考：波伏瓦没有被当作男孩来养。因此，波伏瓦决定继续探究这个问题，然后她开始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个世界就是男性的世界。波伏瓦童年时曾受到很多谬论的影响，而那些谬论对男孩和女孩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所以波伏瓦把写自传的想法放在了一边，一头扎进“女性气质的谬论”的研究中，常常在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这部作品中，波伏瓦不想只是专注于自己作为女性的个人经历，而是想要讲述“女性”这个群体的境况。尽管《第二性》的很多篇章看起来都很像是在讲述波伏瓦自己的经历和她所生活的圈子，尽管波伏瓦在1941年的日记里就批判过哲学家们在看待中性和普适性问题上的做作表现，尽管波伏瓦在20世纪40年代的很多文章和小说谈及的都是个人问题，但是那时候的波伏瓦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哲学家们历来在探究“人类”和“人类的境况”，那么“女人”呢？有没有“女人的境况”这样的东西？

波伏瓦在回忆录里说，《第二性》的灵感来源于很多人认为是萨特启发了波伏瓦创作《第二性》的那段时光。玛格丽特·西蒙斯指出，如果你真的相信波伏瓦说她在那之前没有思考过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说法和波伏瓦的日记、信件、人生经历，以及她的小说作品都是不相符的。考虑到波伏瓦审慎的性格和深思熟虑的习惯，有一种观点认为，波伏瓦是故意在回忆录里编造、呈现那样的一个虚假故事。毕竟，波伏瓦在少女时代就已经立志要成为一个哲学先驱，她甚至为此和父母冷战。波伏瓦也早就意识到，想要成为一个哲人，就意味着要背离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角色。[58]少女时代的波伏瓦曾因苦恼于该如何平衡自己的哲学理性和澎湃的情绪，而向自己的老师让娜·梅西耶求助。她的导师鼓励她把情绪看作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27年7月，波伏瓦写道，她想要“继续做一个女性”，但是“想要同时拥有男人的理性和女人的感性”。[59]

十年之后，在战争年代，即将32岁的波伏瓦写道：“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女性了，我想要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女性。”[60]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也说起她对于自己的“女性气质”很感兴趣：“我在哪些方面是个女性，又在哪些方面不是个女性，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有什么样的期待，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定位我自己，这些仍然需要被定义。”[61]

《时势的力量》中那段描写《第二性》的灵感来源的文字并非表示是萨特构想出了这本书。其实波伏瓦只是说她和萨特的对话打开了自己的眼界，当时的波伏瓦读过了莱里斯的作品，就这个课题做了笔记，在开始写作的同时也和萨特一起讨论。[62]就像以往一样，萨特并非波伏瓦思想的来源，而是其思想上无法替代的伙伴，是谈话中的催化剂。波伏瓦后来创造的“境况”（situation）概念，成了《第二性》里的一个核心概念，也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哲学原创性。波伏瓦认为女性气质不是一种天性或者本质，而是“由整个文明和文化用几个特定的心理标签建构出来的境况”。[63]

1946年夏，波伏瓦和萨特一起去瑞士和意大利旅行。在日内瓦，波伏瓦和当地的学生交谈，之后在洛桑市做了一场公开演讲。离开日内瓦之后，波伏瓦和萨特又继续前往夏特弗里堡、纳沙泰尔、巴塞尔。波伏瓦当时在为第三本小说《人都是要死的》收尾，而萨特在创作更多的剧本。

这次旅行之后，萨特和波伏瓦分开行动，他去找万达，波伏瓦去意大利东北部白云石山脉徒步。波伏瓦通过徒步来逃离都市生活，在大自然里休憩身心。10月，波伏瓦和萨特会合，然后一起去罗马安安静静地写作。[64]

1946年12月，《人都是要死的》出版了。这部小说和波伏瓦其他的小说不一样，因为其中推动情节的不再是小说主人公的内在，而是变成了历史的发展。这本小说也没有波伏瓦的其他几部小说名气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其他小说中都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以萨特为原型的主人公，而这部小说里没有。和《他人的血》类似，叙述者福斯卡伯爵也是男性，故事也是在夜晚开始讲述的。但是不同于《他人的血》的主人公让·布洛马尔，福斯卡伯爵是长生不老的。福斯卡伯爵1279年出生于意大利，他经历了6个世纪，之后还会一直永生。福斯卡伯爵之所以选择永生，是因为他相信这能够让他为历史编排一些长久的变化。福斯卡伯爵想要通过成为世界主宰的方式，统领一切，消除饥荒和战争，从而让地球上的众生和平繁荣。

波伏瓦在欧洲历史的重要节点穿插着讲述福斯卡的故事：中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德国（路德宗教改革正盛，权威衰落，个人意识崛起）。然而，不管是在13世纪还是16世纪，福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