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备受诽谤的《第二性》

的部分内容，显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她也因此受到了公众的谴责。1963年，波伏瓦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公开回顾自己的作品，她写道，《第二性》使自己成了“讽刺的靶子”，而且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攻击。[11]此外，讽刺还不是最糟糕的，针对波伏瓦的人身攻击也接踵而至。

1949年春，阿尔格伦要来巴黎，波伏瓦努力完成书中的部分内容。幸运的是，波伏瓦发现这本书写起来比小说要容易得多。在写小说时，波伏瓦必须精心构思观点，塑造人物形象，注意情节、对话和铺垫。而写《第二性》，她只需要研究问题、组织材料、落在笔头就可以了。波伏瓦希望女性获得自由。女性没有获得自由似乎只有两个可能的原因：要么是因为她们受到压迫，或者是因为女性选择不自由。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存在着一个道德问题——但究竟是谁的道德问题呢？

阿尔格伦刚抵达巴黎时，波伏瓦有些紧张，因为他们上次分别时状态很不好。波伏瓦穿着两年前在芝加哥时穿的白色外套去见他。阿尔格伦在波伏瓦身边的时候，“大家族”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在波伏瓦身上看到的变化——她变得温柔而快乐。此前，阿尔格伦一直对与萨特见面感到紧张，但没想到他们的初次见面很愉快，阿尔格伦也放松下来。他喜欢与奥尔加以及萨特的新情人米歇尔·维安交谈，因为她们能用英语和他交谈，听他讲美国人的罪恶故事。

那年夏天，波伏瓦决定在《摩登时代》杂志上分几期发表《第二性》第二卷的部分内容——关于“生活经验”。在第二部分中，波伏瓦以第一人称视角，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对女性生活的不同阶段或可能性进行了历史梳理：童年、成为女孩、青春期、性启蒙、女同性恋、婚姻、母亲、社会期望、妓女、老年。

1949年5月，波伏瓦发表了《女性的性启蒙》（The Sexual Initiation of Woman）一章，内容发人深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书中，波伏瓦描绘了一种自愿的、相互回馈的性行为的愿景，在这种性行为中，女性能够把自己视为主体，而不是作为客体去享受性行为。波伏瓦提出，女性应当拒绝被动顺从地接受非对等和互惠的男性欲望，而是应当在“爱、温柔和情欲”中与伴侣建立一种“对等互惠的关系”。只要存在性别之争，男性和女性的情欲不对称就会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若女人既能从男人那里满足欲望又能获得尊重，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2]不过后来，波伏瓦觉得先出版那一章可能是个错误。[13]

备受尊敬的天主教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讽刺波伏瓦的写作“简直达到了下贱的极限”。他甚至评论道：“在一个正经讨论严肃哲学和文学地方，西蒙娜·德·波伏瓦女士讨论这种话题真的合适吗？”[14]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就是波伏瓦在学生时代去看望扎扎的路上，跟梅洛-庞蒂一起去朝圣过的作家。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波伏瓦仰慕的语言大师，而现在他却用这样的言语批判波伏瓦。

6月和7月的《摩登时代》杂志在报摊上销售一空。波伏瓦在这两期里发表过有关女同性恋和母性的章节，许多读者对此感到愤怒。当时，波伏瓦已经因为和萨特的关系而名声有损，但现在波伏瓦却招来了另一波侮辱：“饥渴、冷淡、淫荡、女色情狂、女同性恋、流产过一百次，各种各样的骂名，甚至是未婚母亲。”[15]波伏瓦被“性狂热者”和“第一性别的活跃分子”轮番抨击。共产党称波伏瓦是小资产阶级，因为她的作品与工人阶级毫无关系。这次，令人尊敬的保守派支柱人物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写信给《摩登时代》的一位赞助者：“你员工的阴道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16]这些话被公开后，莫里亚克感到十分震惊。此后不久，他开始在《费加罗文学报》（Le Figaro Littéraire）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全面谴责色情文学，尤其是西蒙娜·德·波伏瓦。

6月，波伏瓦《第二性》的第一卷正式成书出版，销量惊人，第一周就卖出了22000本。[17]波伏瓦宣称“生物学不是命运”，婚姻和生育也不是。波伏瓦指出，像居里夫人这样的女性证明了，并非“女性的天生劣等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中的卑微地位，而是她们在历史中的卑微地位致使其没有成就”。但是，不管地位高低，各种文化都在加强和巩固压迫女性的“神话”。波伏瓦写道：“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而是一种成为的过程。她必须在与男人的比较中，找到她能成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考虑超越时，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变化的、自由的存在，就没法结束。”[18]

波伏瓦认为，如果女性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有确定的命运，那么就不会有问题。同时，那就会有一种普世的“女性气质”，而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就是“女性”。在《第二性》第一部分中，波伏瓦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女人”。但是关于女性的次要地位，波伏瓦并没有在科学、弗洛伊德以及马克思那里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波伏瓦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的分析都是不完善的：从没有过女性经验的弗洛伊德，凭什么认为可以基于自己男性的经验来论述女性的经验？

共产主义记者珍妮特·普南特批判波伏瓦阻止了女性成为妻子和母亲。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玛丽-路易丝·巴龙称《第二性》第一卷是“冗繁而难解的天书”，并预言第二卷只会给读者提供“鸡毛蒜皮的东西”。[19]阿尔芒·胡格写道，波伏瓦真正想要解放的是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她感到屈辱，但“她生来就是个女人，我真的看不出她能改变什么……命运几乎不允许被否定”。[20]

波伏瓦因为《第二性》招致的骂名使得她带着阿尔格伦参观巴黎变得有点尴尬。波伏瓦希望带着阿尔格伦参观她的世界，对此她已经期盼了整整两年。她迫不及待地带着阿尔格伦去她喜欢的餐馆和咖啡馆，但人们一看到她就开始窃窃私语，盯着他们一直看，这让她感到很不自在。因此，在巴士底日之后，波伏瓦松了一口气，她和阿尔格伦一起去罗马、那不勒斯、阿马尔菲和庞贝旅行了两个月，然后又去了突尼斯、阿尔及尔、菲斯、马拉喀什。在从北非回来的路上，他们去了普罗旺斯看望奥尔加和博斯特，奥尔加和博斯特戏称他为“硬汉阿尔格伦”[21]。

9月中旬，波伏瓦送阿尔格伦去奥利机场，她觉得他们度过了最好的时光。波伏瓦计划明年去芝加哥看阿尔格伦，阿尔格伦也感到很高兴。在转机期间，阿尔格伦在一本杂志上发现，他的小说《金臂人》（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刚刚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的事业登上顶峰。10月，海明威给他的编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称赞阿尔格伦是“当今50岁以下仍然在写作的最优秀的作家”。[22]

10月，波伏瓦回到普罗旺斯，和萨特在一起写作。波伏瓦考虑写一部新小说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她需要把《第二性》的事情先处理完。波伏瓦想在新小说中以自己为原型创作一个角色，但她却再次对着面前的白纸，不知从何写起。在这本书里，会有一个和波伏瓦差不多的角色：安娜。波伏瓦和萨特一起散步、读书、见朋友。有一天，他们去拜访索斯佩尔和佩拉-卡瓦，到了下一周的周日，他们很惊讶地发现那天下午的全部经历竟然都上报了。波伏瓦觉得这种没完没了的关注实在是令人厌烦；但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波伏瓦决定翻译阿尔格伦的一部小说——当她不写小说时，她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