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备受诽谤的《第二性》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声称“性的命运不能支配一个人的生活”，以及同性恋是“一个根据复杂的整体做出的选择，取决于一个自由的决定”。[34]

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的小说《精神至上》被出版社退稿了，当时的编辑亨利·米勒对波伏瓦写道：“你满足于描写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但是当你写到新秩序的临界点时，你就把你的读者遗弃在那里，对于新秩序的好处，你没能给出任何提示。”在《第二性》的结尾，波伏瓦完成了当年她没有完成的部分。[35]

因此，在《第二性》最后，波伏瓦写了一章“独立的女性”：独立女性的自由是有代价的，但不是以爱为代价。

在这一章里，波伏瓦指出，在一个把女性他者化的社会里，男性处在有利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获取的利益（从外部看就已经显而易见了），还因为男性内在的感受。从童年开始，男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追求和享受自己的事业，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想追求的事业会和自己作为情人、丈夫以及父亲的幸福相冲突，他们的成功从来不会降低他们被爱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女性来说，为了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放弃波伏瓦所说的“主体性”，即她不能拥有对自己生活的理想愿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追求自己想要成就的事业，因为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没有女性气质的”。这就把女性置于一个双输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着变得不值得被爱，而如果想要获得爱就得放弃自我。萨特曾写道，作为人类，我们“注定要获得自由”。波伏瓦在此写道，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

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不能随意塑造女性气质”这个概念。[36]几个世纪以来，男人获益于关于女性气质的这个谬论，我们也不难理解，男性害怕失去这个谬论以及它所带来的相应的好处。因此，男性告诉女性，她们不需要有自己的职业，婚姻和家庭就是女性的全部；他们告诉女性，渴望成就一番事业有违她们的天性；只要成功地做男性欲望的客体，女性就能“幸福”，直至女性为爱牺牲自我，成为妻子和母亲。波伏瓦指出，男性应该对此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衡量他人的幸福，而人们总是轻易地把自己想要强加给别人的境况称为幸福”。[37]

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出版，评论家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抨击——波伏瓦后来形容自己当时受到的抨击简直是骇人听闻。《费加罗报》的专栏作家安德烈·卢梭觉得波伏瓦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追随者”，他觉得波伏瓦所写的关于“性启蒙”的文章让他感到汗颜，安德烈批判波伏瓦为了追求自由而毁掉爱情，而女性已经解放了！[38]安德烈花了大量篇幅去嘲讽和攻击波伏瓦个人：“这个女人之所以是他者，是因为她恼怒于自己的自卑者情结。”安德烈还讽刺波伏瓦既然这么坚韧，应该需要存在主义来把她从执念中解救出来。埃马纽埃尔·穆尼耶在《论灵魂》（L’Esprit）中说自己很遗憾地发现波伏瓦的《第二性》全书充满了“怨恨的语气”。埃马纽埃尔说，如果作者能更好地控制一下情绪，也许“就不会如此妨碍她思路清晰地表达自己了”。[39]这些评论家说波伏瓦的生活是悲惨的、神经质的、沮丧的。加缪指责波伏瓦“让法国男人看起来很可笑”。[40]哲学家让·吉东说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到波伏瓦“悲惨的生活”让她痛苦不堪。法国《时代》杂志（L'Epoque）发表了一篇文章预言，十年后将没有人会谈论“这部令人作呕的关于性倒错和堕胎的论辩”。[41]

梵蒂冈教会把波伏瓦的《第二性》列为禁书。

在《第二性》里，波伏瓦就女性受压迫的问题进行过一场哲学探讨，她从女性（包括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得出结论：要想成为真正的“人”，就必须改变许多女性的处境。波伏瓦认为女人的欲望应该影响她们的性；女性的事业应该影响她们的家庭生活；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应该影响这个世界。

但是波伏瓦受到的攻击大部分都是完全针对她个人的。在许多地方，波伏瓦遭到讽刺、嘲笑和奚落。但这不是全部——下一代人欢迎和拥抱波伏瓦的这部作品。下一代读者发现这部书前无古人，开诚布公地谈论女性经验这个曾经的禁忌话题：有些读者迫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甚至把《第二性》当作性手册来读。《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在8月刊发了《第二性》的部分节选，把作者波伏瓦介绍为让-保罗·萨特的副手和存在主义专家，以及无疑是出现在男性历史上的首位女性哲学家。波伏瓦有责任从人类的伟大冒险中提炼出一种女性哲学。[42]

自出版以来，波伏瓦的“性别哲学”经常被总结为区分了“性”（sex）和“性别”（gender）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里，前者是生物性的（比如说，性别男性和性别女性），而后者则是通过文化积累习得的（比如男性化、女性化的）。但是，简单地认为《第二性》只是区分了“性”和“性别”的说法存在着重大问题。首先，“性别”这个词从未在这本书中出现过。其次，即便在1949年，像“女性”这个概念分别具有生物学和文化两方面的含义，以及女性受压迫的情况长期存在的观点都不是波伏瓦原创的。在波伏瓦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正如她在《第二性》中讨论的那样，哲学家和作家们一直声称，女性在社会中拥有弱势地位是由于她们缺乏具体的教育、经济和职业机会，而不是由于任何天生的劣势。举个例子，在18世纪狄德罗就已经写道，女性的低人一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造成的”。[43]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把《第二性》概括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会让人们更加忽视里面一个不受欢迎但却更重要的观点：女性长期受压迫的很大原因是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在第一卷“事实与神话”中，波伏瓦研究了“女性气质”被建构成女性命运的方式——她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理想化的女性必须是男性欲望的客体。

《第二性》的第二卷“生活经验”要比第一卷在篇幅上长得多。在这里，波伏瓦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从女性自身的角度以及女性所处的人生阶段来探讨“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波伏瓦这样做颠覆了哲学的权力视角。波伏瓦没有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角度来分析“女人”，而是转向了那些被期望要服从的人的日常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波伏瓦必须讨论一些哲学精英们认为不值得称为“哲学”的话题：家务如何分配，经理们如何评价工作，女性如何经历性启蒙和性实践。这些问题都没有被上升到现实的本质或知识的可能性。[44]相反，这些问题事关谁有权力来决定现实中的哪一部分更重要，以及谁更有发言权来决定知识。

波伏瓦很清楚，要让女性为自己说话是很困难的。因为女性受压迫的特点之一是，她们没有办法像男人那样记录自己的生活。女性的声音很少被公开，即使她们的证词被公开了，也往往被斥为是片面或虚假的、恶意或不道德的。为了分析女性的服从，波伏瓦列举了特定女性在私人领域的经历，以及女性如何在结构和系统上都被禁止发声。[45]

波伏瓦的童年灵感之一，乔治·爱略特曾经写道：“如果我们在平凡的人类世界中曾经视物深刻，感受敏锐，我们会听到草儿的生长和松鼠的心跳，会发现那寂静对岸的巨响，那隆隆之声震耳欲聋。”[46]对于波伏瓦来说，在寂静对岸，她听到了疑惑、顺从和绝望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