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备受诽谤的《第二性》

安回响，那是失语的女性集体的吟唱：“我究竟变成了什么？”

为《第二性》做研究搜集资料的时候，波伏瓦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沮丧，但她也找到了希望的理由。是的，在1949年，女性的地位要低于男性，“这是因为她们的处境为她们提供的可能性要少很多”。但是如果男人和女人不再躲在各自的借口后面，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

《第二性》常常被描述为一本将萨特的哲学“应用”于“女性问题”的书。在这一阶段，波伏瓦确实在某些事情上与萨特意见一致，例如，自由的重要性。但她所做的和哲学家们一样——赞同她认为正确的东西，摒弃她认为错误的、前后矛盾的或不道德的东西，即使是她所爱的人的观点。波伏瓦拒绝了萨特的“情境”概念，借鉴了海德格尔关于人类被“扔进”一个世界的描述，这个世界总是有人类自己没法创造的意义。波伏瓦全力以赴地去解答她曾在20世纪30年代问过萨特的问题：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实现怎样的超越？

现在波伏瓦已经更清楚地认识到，女人并非一定要被关在闺房里，并非一定要被告知她们的价值来自放大男人的伟大或满足他们的快乐。即便是在1949年，在美国或法国，女人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声称自己是人类，来逃避性别差异给她的可能性带来的限制。胡塞尔、萨特和梅洛-庞蒂这样的哲学家已经开始书写关于身体的哲学（西方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忽视身体这个主题，倾向于书写心灵的哲学）。对此，波伏瓦指出男性哲学家们未能考虑到女性的身体，特别是女人在发现自己的身体被贬低成某种男性凝视的客体时所感受到的异化，这种男性凝视把女性的身体当作猎杀和拥有的“猎物”，而不把女性看作一个处在成为过程中的人。

波伏瓦并不满足于通过这个扭曲的视角看到的关于女性的哲学思考。因此，波伏瓦采用了一种独创的哲学方法，用多种第一人称视角去呈现，她称之为“从女性的角度描述社会向女性所提议的世界”。如果女人真的天生就屈从于男人，那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等级制度就没有什么不道德的了。但是，如果这种等级制度是由文化延续和巩固下来的，以及女性的顺从被她们视为自由的“退化”，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其中涉及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有责任去纠正这个问题。在《第二性》的第二卷中，波伏瓦用各种女性的声音来展示，她们是如何在男性制造出来的谬论的霸权之下成为女性的，波伏瓦用这些论述来呈现女性从少女时代就面临的学徒一般的境况，不断地准备着放弃自己的自主权，以期成为一个服务于男性的女性。[47]

因为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被提前在杂志中刊登了，早期的一些读者无法从头到尾整体地去理解波伏瓦的观点。但并非这些零碎的解读导致了波伏瓦受到那么多人身攻击。许多读者强烈地希望波伏瓦是错误的，希望他们从未读过波伏瓦，或者波伏瓦被误读才好。毕竟找借口是人们摆脱困境的一个捷径。如果波伏瓦的读者们都把她斥为一个缺乏原创性的思想家、一个失败的女人或一个不道德的人，那么他们就可以不被波伏瓦在“女性的处境”中所描述的人类苦难所困扰，就可以再次让那些沉默中呐喊的女性闭嘴。

1949年，在一次关于《第二性》的电台采访中，波伏瓦被问及这本书出版后她受到的攻击。波伏瓦说，这不是她的错，在法国，一提到女人，“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性”。波伏瓦也注意到，尽管在1000多页的《第二性》中，有关性的内容相对较少，但受到评论最多的却是这些内容。波伏瓦认为，性问题没有得到认真严肃的对待是有问题的，因为性问题本就应该得到哲学上的审视。人们似乎认为哲学不可以是有生命的东西，也不会照亮人类生活的这个层面。[48]

《第二性》在出版之后并没有立即获得成功——《第二性》超越了它所在的时代，坦率地说，对许多人来说，《第二性》让他们胆战心惊。波伏瓦所接受的大量经典的哲学和文学教育都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引用古希腊剧作家的作品、罗马哲学家的作品、《圣经》和《古兰经》，还有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女性的哲学和神学写作，大量的文学作品、信件日记以及精神分析的记录。此外，波伏瓦还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和存在主义的角度去分析这些内容。马里内·鲁什研究发现，波伏瓦的许多读者来信责备她把《第二性》写得如此艰深晦涩。一位读者坦率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为了让那些上百人（或上千人）的文学俱乐部去研究形而上学和存在主义的深奥术语吗？还是为了让拥有常识和理解力的公众来解决这类问题？就不能放弃所谓的专业“哲学家”们的迂腐专业伎俩，用生活中的语言来表达吗？[49]


在波伏瓦作品的鼓励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将去对抗那些“拥有最杰出的头脑的人对女性说出的真正蠢话”[50]。但是在1949年，波伏瓦并不知道《第二性》之后会被公认为一部经典作品，并能激起政治运动。时机成熟之后，女权主义者批评波伏瓦有一种“无意识的厌女症”，批判波伏瓦在描写女性时把自己与她们分开。[51]也有人认为波伏瓦对阶级、种族和教育的特权视而不见；另一些人认为波伏瓦了解这些特权，但却错误地把女性经验普遍化。波伏瓦被指控将个人的体验当作普遍的经验来写作；但同时波伏瓦也因将个人的经验转换成一种“充沛的愤怒”来写这本书而受到赞扬。[52]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反对波伏瓦，指责她排斥有色女性，把她们的苦难作为一种修辞策略，以维护白人女权主义的利益。[53]《第二性》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波伏瓦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在阅读这些读者来信之后，波伏瓦承认自己对男性以及她个人经验的有些态度太过天真。波伏瓦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女人，她的个人生活被免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性别压迫。[54]但是，就在《第二性》出版后不久，波伏瓦就为自己的直言不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本书使得波伏瓦从萨特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但却使她置身于另一种丑闻中——波伏瓦成为各种嘲笑、怨恨和羞辱的对象。

托莉·莫伊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一个知识女性的形成》（Simone de Beauvoir：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一书中写道，1949年底，“西蒙娜·德·波伏瓦已经真正成为西蒙娜·德·波伏瓦：就个人和事业而言，她都是‘被造就的’”。[55]托莉·莫伊认为波伏瓦在1949年之后的作品大多是“回顾性的”，在那之后波伏瓦“几乎都在写自传”。但是，从职业角度来说，那时的波伏瓦还没有写出她日后的获奖小说《名士风流》（The Mandarins）、另外两卷小说和她的生命写作，还有关于晚年的书——之后的波伏瓦会为法国立法的重大变革提供支持材料。日后，《第二性》会成为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扛鼎之作；那时的波伏瓦作为女权主义活动家的生涯甚至还没有开始。从个人角度而言，波伏瓦还会迎来相互的爱情关系，还有很多“成为”的可能性在前路等着她。


[1] PL 62.

[2] TALA 184. 小说的原名是“蹂躏”（Ravages），但波伏瓦读到的早期部分太不堪入目，无法在1954年与书中其他部分一起出版，直到2000年才以《特蕾莎和伊莎贝拉》（Thérèse 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