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再次面对爱情

距离越来越远，仿佛隔着一层忧伤的薄纱；有些时候，绝望像腐蚀剂一样折磨着波伏瓦。[12]

《第二性》给波伏瓦带来了财富和她不想要的名声。为了缓解自己的心情，波伏瓦买了一台电唱机和一些唱片。萨特每周有几个晚上会到布切里街来听爵士乐或古典音乐。1951年11月，波伏瓦激动地写信给阿尔格伦，告诉他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激情：“既然爱情是被禁止的，我决定把我肮脏的心交给不像男人那么肮脏的东西：我要送给自己一辆漂漂亮亮的黑色轿车。”[13]波伏瓦每周上三次驾驶课。

战后，巴黎发展成为欧洲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迈尔斯·戴维斯在左岸俱乐部演奏，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包括反殖民活动人士——在一起集会和举行活动。1950年，诗人艾梅·塞泽尔发表了《论殖民主义》（Discourse on Colonialism），他把欧洲的纳粹主义比作殖民主义，因为这两者都追求统治和控制。1947年，印度从英国人手中赢得了独立，反殖民主义也开始兴盛。1952年，弗朗茨·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White Masks）出版，这本书充分描述了种族主义对被压迫人民的影响。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反殖民主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壮大，但许多法国人仍然不愿放弃法兰西帝国。

在此期间，波伏瓦的作品成为法国主要的文化输出品之一。1951年，《第二性》的首个译本在西德问世，书名为Das andere Geschlecht，意为“另一个性别”。这本书卖得很非常好，再版3次，5年内整整卖出了1.4万册。[14]

与此同时，波伏瓦与阿尔格伦的通信也充满了忧郁的味道。波伏瓦开始称呼阿尔格伦为她“痛苦的收藏家”。阿尔格伦不仅想跟波伏瓦在一起，还想让她跟他一起住在芝加哥。他们现在一年只能在一起一个月，如果他能多去巴黎，一年也许可以共度三四个月。阿尔格伦对波伏瓦在纽约的那封信还耿耿于怀。但是波伏瓦应该怎么做呢？阿尔格伦指责波伏瓦只想着自己的生活，而不愿意为他做出牺牲，波伏瓦觉得这不公平。波伏瓦写道：“你不能指望我像一台顺从的机器那样做出反应。”[15]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指出，人们认为女人就应当视爱情为生命，并为之牺牲一切。现在的波伏瓦，正因此痛苦不堪。对波伏瓦来说，爱情只能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时势的力量》里，波伏瓦写道：“即使萨特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我也不可能去芝加哥永久居住。”[16]

1952年以后，波伏瓦和阿尔格伦之间的书信往来减少了；他们从几乎每天写信，减少到每周，再到每月才有通信。这一年波伏瓦44岁了，她担心自己“被放逐到阴影之地”[17]。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指出女性在失去性欲之前先失去了自身的吸引力，成为“没有价值的物品”，因此波伏瓦将女性性欲的丧失描述为一场悲剧。波伏瓦认为女性在30多岁时性欲最旺盛，但不久之后就被衰老困扰。波伏瓦作品中的虚构女性，尤其是她后来小说中的女性，常常表现出因欲望而感到疲倦，以及因孤独而感到不满。

1952年初，由于萨特的公众声望越来越大，以及他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现在他们的关系中有了第三个人：波伏瓦、萨特和大名鼎鼎的“让-保罗·萨特”。波伏瓦告诉萨特，她甚至希望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虽然到这时，萨特采纳了波伏瓦关于道德和文化价值观重要性的一些观点，但是他们之间不匹配的日程和各不相同的兴趣，加剧了波伏瓦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写道，自己的悲伤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绝望”，“潜入我的内心，我甚至开始渴望世界末日”。[18]

1952年1月，波伏瓦的打字员卢西安死于乳腺癌，不久之后，波伏瓦发现自己的一个乳房有肿块。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萨特，萨特鼓励她如果担心就去看医生。到1952年3月，疼痛加剧，于是波伏瓦预约了医生，并于4月去看了专科医生。医生让波伏瓦别担心，她还年轻，情况应该不会太糟，但即便如此，医生还是建议她应该做一个活组织检查。最糟糕的情况是必须切除一个乳房，波伏瓦会同意吗？

波伏瓦最终还是做了检查。她从医生那里出来后，感到很震惊。波伏瓦见过卢西安的候诊室，她也见过因为乳腺癌失去一个乳房的女性在十年后又回来切掉另一个，或者死于感染。当波伏瓦把医生所说的话告诉萨特时，他以冷战时的讽刺口吻回答道：“最坏的情况是，她只能活12年，因为那时，原子弹就会把所有人都炸死。”[19]手术前一天，她和博斯特一起参观了一座美丽的修道院。

1952年5月，在罗马，萨特听说法国政府暴力镇压了法国共产党的示威游行。萨特没有加入党派，当时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都开始疏远斯大林，而萨特公开为共产党员发声。不管萨特在政治上有什么想法，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给波伏瓦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星期日下午，《摩登时代》杂志在波拿巴街开例会。萨特希望这本杂志能反映他新的政治热情，所以他邀请了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编辑委员会。其中一位名叫克洛德·朗兹曼的是萨特秘书的朋友，人很机智。朗兹曼当时27岁，幽默风趣，一双蓝眼睛尤其迷人。

有一天，萨特的秘书让·科告诉波伏瓦，朗兹曼觉得她很迷人。波伏瓦耸了耸肩：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衰老感到焦虑，并且相信她的性生活也快到头了。[20]但有时波伏瓦注意到朗兹曼在开会时老是盯着她看。7月的一个派对后，波伏瓦的电话响了，朗兹曼邀请她去看电影。波伏瓦问：“哪一部电影？”朗兹曼说：“只要是你喜欢的就行。”波伏瓦和朗兹曼便约了个时间，放下电话后，波伏瓦忍不住哭了起来。[21]

波伏瓦后来在《老年》（在波伏瓦62岁时出版）中给出的叙述要比在《时势的力量》（在波伏瓦55岁时出版）中的自传体描述更清楚。年轻时的波伏瓦对成熟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那时候的波伏瓦“厌恶”她口中“年龄大的荡妇”，这些女人厚颜无耻地染发，穿比基尼，用波伏瓦的话说，她们本应“待在架子上”，却跑下来卖弄风骚。波伏瓦认为自己老了之后，就会“乖乖地退避到架子上”。44岁那年，波伏瓦就已经认为自己该去架子上待着了，但显然这一切还为时尚早。[22]

第一次见面，朗兹曼和波伏瓦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最后他们意犹未尽，决定第二天共进晚餐。朗兹曼向波伏瓦表示爱意，波伏瓦接受不了——她比他大16岁。朗兹曼说：“我不在乎。”在他眼里，她并不老。那天晚上，朗兹曼没有离开波伏瓦在布切里街的公寓，第二天也没有离开。

几天后，波伏瓦离开巴黎去了米兰——她开着她的西姆卡牌小车，萨特坐火车去了——他们约好在斯卡拉广场见面。波伏瓦想参观博物馆、教堂和艺术品；而萨特只想工作。于是他们彼此做出妥协：上午观光，下午工作。萨特正在写《共产党人与和平》（The Communists and Peace），波伏瓦觉得自己正在写的这部小说似乎永远也写不完。萨特在1952年秋天读了波伏瓦的这部作品，十分赞赏，但不满意这本书的结尾。波伏瓦受够了，想要放弃这本书。但后来博斯特和朗兹曼读了这本书，都鼓励波伏瓦继续完成它。当这部作品最终完成时，萨特引用它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