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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背景,帕什利完全没有理解波伏瓦法语原著中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文学典故,这使得他觉得波伏瓦的哲学思想并没有那么严谨。因此,帕什利带着自己的偏见去删减和翻译波伏瓦的作品,删改最严重的就是讲女性历史的部分,他删除了78个女性的名字和几乎所有涉及社会主义形式的女性主义内容。帕什利删去了涉及女性的愤怒和受到的压迫的内容,但保留了对男子情感的描写。此外,帕什利还删减了波伏瓦对家务劳动的分析。[36]
看到帕什利删减后的英译本后,波伏瓦回信说:“在我看来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被删掉了。”帕什利回信说,如果他不删减的话,这本书会“太长”,所以波伏瓦要求帕什利在前言中直截了当地说,他对原作进行了删减。但帕什利并没有像波伏瓦所希望的那样直率。
在美国,这本书没有被贴上“存在主义”作品的标签,因为布兰奇·克诺夫认为存在主义已经过时了;事实上,波伏瓦曾要求帕什利在前言中弱化这一点。[37]帕什利在译者序中说,因为“波伏瓦小姐的书毕竟是关于女人的,而不是关于哲学的”。[38]“为了简洁,他稍稍做了一些删减”,帕什利写道,实际上所有这些修改都是在作者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做出的。[39]在1985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说她对帕什利的所作所为仍然耿耿于怀。[40]重新增补缺失部分的英译本直到2009年才在英国出版,2010年才在美国出版。
《第二性》在美国上市销售后,一下子就成了畅销书排行榜的宠儿。一些早期的评价对波伏瓦的风格和独创性都非常赞许,也同时指出她错误地将女性面对的挑战普遍化,而这些挑战实际上只适用于艺术圈子或知识女性。[41]其他一些评论者认为,波伏瓦(正如《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评论家所言)显然具有“极端的女权主义人格类型”。[42]《纽约客》的一位评论家和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分别称其为“一件艺术品”和“一部虚构作品”。[43]《第二性》自出版以来销量很好,据说在20世纪80年代就超过了百万册。在20世纪50年代,这本书是少数几本女性在想要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时可以求助的书籍之一。[44]
由于《第二性》,波伏瓦被称为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母亲”。然而,奇怪的是,20世纪60年代一些最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直到后来才承认她的影响。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二性》的启发,这也促使波伏瓦评论道,米利特的书虽然“非常好”,但从她自己那里“借鉴了很多,形式、思想、一切”。[45]
在美国,波伏瓦关于性、“独立女性”和母性的观点吸引了读者们最持久的关注。[46]虽然人们的反应不像法国人那样尖酸刻薄,但在某些方面,波伏瓦还是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愤怒。1953年4月,波伏瓦和萨特、朗兹曼从圣特罗佩回到巴黎,在巴黎的双偶咖啡馆,波伏瓦收到了一个包裹。信上盖着芝加哥的邮戳,波伏瓦以为是阿尔格伦寄来的,便兴奋地拆开包裹。打开之后波伏瓦发现,那是一份匿名的礼物,上面写着:“帮助胆汁排出的泻药。”[47]
波伏瓦仍然每月给阿尔格伦写信,定期向他介绍《名士风流》的最新情况。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时,她称这本书为“他的”书——尽管书名是朗兹曼给起的(朗兹曼说,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既理智又肉体的”[48])。《名士风流》慢慢成形,比波伏瓦希望的要慢,所以到1953年8月,波伏瓦在给阿尔格伦的信中称这本书为“他那该死的书”。到了12月,它成了她的“该死的下流小说”。
1953年6月,波伏瓦、朗兹曼、萨特和米歇尔一起去旅行,先后去了瑞士、南斯拉夫、威尼斯。朗兹曼开着波伏瓦的车,而波伏瓦则兴致勃勃地计划着进行8个小时的徒步旅行。在里雅斯特,他们发现他们可以获得进入南斯拉夫的签证。波伏瓦从来没有去过铁幕后面:他们准备了足够的生活补给,进入共产党的领地。
那年8月,波伏瓦在阿姆斯特丹继续写小说。她和萨特一起在那里工作,享受着这种工作的节奏。这时,她从朗兹曼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她原计划在巴塞尔和朗兹曼见面,但他在卡霍尔出了车祸,现在住院了。波伏瓦听闻之后立即上车,一路开车到朗兹曼身边。[49]
与此同时,萨特回到了巴黎。他决定之后去卡霍尔与波伏瓦和朗兹曼见面,但他有几件事要在巴黎处理,主要是为波伏瓦办事,还有去追求自己的新情人。萨特爱上了朗兹曼的妹妹埃弗利娜。米歇尔对此一无所知,埃弗利娜也爱上了萨特。因此,萨特现在有了三个“情妇”:万达、米歇尔和埃弗利娜,她们对萨特的了解程度不一,但萨特都在经济上给她们支持,并慷慨地给予各种文学的礼物。
1954年2月,波伏瓦收到了阿尔格伦的一封信,询问她的生活中是否还有“魔力”。尽管现在波伏瓦有朗兹曼,但是她还是跟阿尔格伦说她永远不会像爱他那样再爱上别人。她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有幻想,开始抱怨自己的年龄;现在她过着“没有魔力的生活”。[50]但是到了4月底,她怀着美好的心情给阿尔格伦写了一封信,因为她终于完成了《名士风流》,足足有1200页。萨特、博斯特和奥尔加都认为这是波伏瓦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是一个美国故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尽管波伏瓦还没有把这部长篇巨著的“怪物”交给伽利玛出版社,但她感到如释重负。
波伏瓦很担心萨特的健康:多年来,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服用着几倍于推荐剂量的安非他命。萨特有高血压,所以医生建议他休息。但是他没有听医生的话,每次觉得自己迟钝时他还增加了兴奋剂的摄入量。波伏瓦和朗兹曼都告诉他,他这样做无异于自杀,但他不想停下来。
1954年5月,萨特启程前往苏联。他的访问被法国的报纸各种报道,波伏瓦也在媒体上关注着这些报道。萨特一直没有给波伏瓦回信。同月,波伏瓦的妹妹埃莱娜来到巴黎办画展,6月,波伏瓦和朗兹曼去了英国(在那里,她显然对英国的“夏天”并不着迷)。他们回来后,在公寓门下发现了一张博斯特的便条,请她马上来见他。他们下了楼(博斯特和奥尔加还住在楼下),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博斯特告诉他们萨特在莫斯科住院了。让·科说,一切只是因为萨特的高血压,情况并不严重。
波伏瓦给莫斯科那边打了个电话,直至听到萨特的声音,她才放心下来。萨特花了十天时间康复,然后飞回法国。但是,除了他的健康之外,波伏瓦也开始为萨特的政治立场感到不安。在这次旅行中,他为《解放报》写了一篇文章,声称在苏联有完全的言论自由。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真的。萨特到底在想什么?萨特对此很固执,直到苏联入侵匈牙利他才公开批评苏联。
萨特从苏联回来后,前往罗马休养。米歇尔陪着他一起去,但萨特只想睡觉。1954年8月,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前往德国和奥地利旅行。波伏瓦对萨特的低落情绪和身体状况感到惊讶,波伏瓦认为他身体上的疲劳已经带来了精神上的低谷。萨特性情急躁、不屑一顾,甚至称文学为“胡扯”[51]——这可是他们两人都想献身的事业啊!萨特焦虑不安,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产生了怀疑。再多情人也没法把他从这种绝望中解救出来。
1954年10月,波伏瓦的《名士风流》终于出版。有了《第二性》的经历之后,波伏瓦这次显得有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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