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再次面对爱情

宣传：“正如我们所料，我们在小说中找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本人的影子。”[64]对于波伏瓦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回应，还让她很痛苦：“这种说法把我的创作变成了轻率之举，甚至是在谴责我的创作。”[65]

多丽丝·莱辛赞赏波伏瓦的《名士风流》，认为她展示了一幅“杰出的女性画像”。[66]这本书里的女性被告知，女性都是一样的。[67]然而，我们看到一些女性因为没有回馈的爱而经受着痛苦折磨[68]；另一些女性因为男性不把她们当作可以谈论事情的对象而感到沮丧。故事主人公之一安娜的女儿纳迪娜将代际的维度带入了故事中，她向自己的情人抗议：“你和其他人讨论事情……但你永远都不会跟我讨论这些事情。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只适合与男人上床。”[69]

间接交流的一个问题是，它会留下很多解释的空间和可能。尽管波伏瓦声称，主人公亨利和安娜身上都有她的影子在，但从波伏瓦死后出版的《给阿尔格伦的信》来看，《名士风流》的一部分内容与波伏瓦的真实生活非常相似：


《名士风流》

“哦！你已经在床上了！”布洛甘说。他拿着干净的床单，疑惑地看着我：“我想换床单。”“没必要……”“安娜！”布洛甘说话的方式深深地打动了我。他扑到我身上，我第一次叫出了他的名字：“刘易斯！”

信件（波伏瓦给阿尔格伦的信）

“我来睡觉的时候别忘了换床单。”我将永远记得，第一个夜晚，你抱着被单，看着躺在床上的我，一脸困惑的样子。在我看来，从那一刻起，我就真正地爱上了你，从未停止过。


在波伏瓦的信件出版后，读者们发现了书里栩栩如生的情节可以在她的信件中找到原型。读者们忍不住猜测这本书里还包含了哪些这样的例子，现实和想象之间的界限能划在哪里。

1955年1月9日，波伏瓦47岁了，她觉得自己“真的到了中年”。[70]过生日总是使波伏瓦想起死亡，她仍然不能平静地去想它。

那年，波伏瓦用龚古尔奖的奖金买了一套单间公寓，位于维克多·舍尔歇大道上，这条路与蒙帕纳斯公墓东南侧的拉斯帕尔纳斯林荫大道相距不远。从她出生的公寓到圆顶酒店和库波勒酒店（Coupole）只有9分钟的路程。1955年8月，波伏瓦和朗兹曼搬进这个公寓。朗兹曼记得他们一起跨过门槛，用做爱来庆祝乔迁之喜。[71]但波伏瓦几乎没来得及打开行李，就在9月初与萨特一起前往中国。他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月，然后周游全国，波伏瓦和萨特都对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在这次旅行中，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外国身份和特权：这里没有奢侈品，也没有人听说过他们。最后波伏瓦和萨特经由苏联返回法国。

到了春天，维奥莱特·勒迪克的小说《蹂躏》出版了。在早期的手稿中，勒迪克所描写的同性恋关系冒犯了伽利玛出版社的读者，结果，用波伏瓦的话来说就是，小说被“截肢”[72]了。因为出版社想要删减小说，因此勒迪克非常沮丧，甚至身体不适。在她康复期间，波伏瓦陪着她，同时给萨特写信讲述她们在一起的“艰难日子”。[73]当这本书出版时，那些缺失的场景并没有被修复。但即便如此，波伏瓦和勒迪克还是漫步在风信子和郁金香丛中，讨论她们心里的希望。在文学圈子里，波伏瓦仍和埃伦和理查德·赖特保持联系，他们经常和她的美国出版商一起拿波伏瓦开玩笑。他们当时正在着手翻译《名士风流》，但可能要删减一些性内容，因为“在美国，在书中谈论性是可以的”，“但不能涉及性变态”。[74]

6月，梅洛-庞蒂出版了《辩证法的历险》（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评论家们宣称，这是对萨特哲学的致命一击。波伏瓦认为并非如此，所以她写了一封回信，反驳梅洛-庞蒂对萨特的逐点解读。很多人批评波伏瓦：她为什么要为萨特辩护？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讨论了她的回答是如何引起攻击的。一些人说她应该让萨特自己去回应，因为是他的哲学思想受到谴责，其他人说她太“恶毒”了。对于前者的批评，她说任何人看到有缺陷的哲学论证都可以反驳它。至于后者，她和梅洛-庞蒂的友谊“非常深厚”：“我们在观点上的差异非常大，我会坚持到底，而梅洛-庞蒂会微笑面对。”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波伏瓦所流露出的尖刻和风趣。有人说，她的哲学论文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在那个时代，男性哲学家很少受到这样的指责），对此，波伏瓦回应：“我不这么认为。要使一袋热气爆炸，最好的办法不是轻拍它，而是把钉子一头扎进去。”[75]

1955年秋，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法国在种族和殖民主义问题上产生分歧。摩洛哥和突尼斯即将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也想要独立。但是那年5月，法国在印度支那战败，政府蒙羞。法兰西帝国——法国的骄傲——必须得到保卫，而保卫它的方法就是保留阿尔及利亚。波伏瓦深感不安，甚至感到厌恶；她认为法国的行为是站不住脚的。她晚上难以入眠，为自己国家对无辜者的折磨感到羞耻。她和萨特一起办的《摩登时代》杂志很早就站出来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波伏瓦也因此再次被指控为法国的叛国者。

1955年，波伏瓦以“特权”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三篇文章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是：特权阶层如何思考他们的处境？古代贵族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享受着自己的权利，而不考虑这些权利是否合法。因此，第一篇论文里波伏瓦对萨德侯爵进行了分析，她说，因为萨德侯爵阐明了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人想要对抗不公正的等级制度，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对这些制度一无所知。萨德没有做波伏瓦认为作家应该做的事：揭示世界的可能性，呼吁读者行使为正义而努力的自由。相反，萨德投身于虚构的世界，并为残忍和堕落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萨德所谓的情欲忽略了情欲的真相，只有那些让自己沉溺于所爱之人的脆弱和情感陶醉的人，才能发现真的情欲。尽管如此，波伏瓦认为萨德还是有优点的，他“聪明地展示出特权只是利己的渴望，无法在所有人眼中都合法”。[76]

在第二篇文章中，波伏瓦分析了保守派是如何为不平等辩护的：他们通常是将“普遍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混为一谈。波伏瓦说，从哲学角度为特权辩护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认为这种说法站得住脚的人要么是“健忘”（对世界缺乏关注），要么就是“自欺”。在第三篇文章中，波伏瓦分析了一个特殊的案例：文化。她在书中写道，文化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像其他特权阶级一样，都忘记了其他人并不像他们一样拥有特权。

八年前，波伏瓦写过一篇文章，说非专业人士不应该妄想自己能理解存在主义，不可能用一句话或者一篇文章就把存在主义总结清楚：


没有人会要求用两三句话讲清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普及存在主义并不容易。哲学理论就像物理或数学理论一样，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透彻地理解。的确，如果一个人想要掌握新学说的基础和原创性，就必须熟悉它所依赖的悠久传统。[77]


即使在那时，波伏瓦也意识到，大量公众之所以对存在主义感兴趣，是因为它有“对待现今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一种务实态度”。存在主义回应了人们的需求。但是在美国，这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