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再次面对爱情

得一些批评家质疑存在主义是不是哲学。在法国，哲学并没有如此狭隘的定义。[78]但即便如此，波伏瓦一定也在想：她是否忘记了需要答案的不只是知识分子。

写完关于特权的文章之后，波伏瓦决定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想暂停小说创作，同时也想挑战西方读者对共产主义的偏见。《长征》（The Long March）取材于波伏瓦对1955年去中国旅行的反思；这次旅行让她重新思考，不再把欧洲和美国的财富作为自己的准则。“我眼中的中国广大群众打破了我对西方世界的整体看法；那时，远东、印度、非洲长期缺乏食物，这才是世界的真相，我们西方人的舒适仅仅是一种有限的特权。”[79]波伏瓦希望她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以及对话能让其他人看到中国人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人类世界”。

波伏瓦写了一篇关于从“民主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文章，因为她不想只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定义上，而是想去体现“所有真理中最具体的真理：当下只不过是进程，是一种变化”。波伏瓦告诉读者，她在中国期间看到的一切，“既是过去的一种留存”，也是“走向新生所伴随的痛苦”。[80]波伏瓦在她所看到的东西中发现了很多值得赞扬的地方。

1956年，《名士风流》和《第二性》一起被天主教堂列为禁书。波伏瓦加入了萨特，一起去意大利度过秋天，他们后来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在“永恒之城”的中心地带，波伏瓦和萨特的旅馆房间紧挨着，他们的日子遵循着一种和谐的节奏：孤独、陪伴、工作、威士忌和冰激凌。波伏瓦现在已经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节奏，她特别喜欢从面对着空白页构思时的“迷乱”到完成最终稿的“细枝末节”之间的这段时期；在萨特、博斯特和朗兹曼发表评论后，她称这一过程为她“删减、放大、纠正、撕碎、重新开始、思考、做出决定”的过程[81]。

那一年，波伏瓦重新开始了她十年前，也就是在1946年时搁置的项目：回忆录。这十年间，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她写了《第二性》，遇见了阿尔格伦，与怪物一样的长篇小说做斗争，最终这个怪物成了《名士风流》，并赢得了龚古尔奖。波伏瓦去过美国、中国和许多其他地方，并形成了一种信念——正如她在《特权》（Privileges）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文化是一种特权，知识分子不应该忘记那些没有这种特权的人。那年秋天在意大利，波伏瓦让萨特读了她写的有关她表哥雅克的段落，这些段落后来成为《端方淑女》的一部分。波伏瓦定期给朗兹曼写信，讲述她的生活以及她觉得有趣的书，包括C.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书的开篇描述了“普通人的权力受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限制，但即便是在这些工作、家庭和社区中，他们似乎也经常受到自己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掌控的力量的驱使”。米尔斯认为，大众社会的男性和女性“在一个他们没有目标的时代，同时他们也没有权力”。[82]波伏瓦思考着，人们怎样才能认识到自己拥有的权力呢？

值得注意的是，波伏瓦转向自传的同时，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特权和政治参与的批评也越来越多。[83]这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但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波伏瓦的生命写作是她将政治付诸行动的方式之一。玛格丽特·西蒙斯认为，波伏瓦的中国之行，更具体地说，是她与巴金的畅销书《家》的邂逅激发了她的灵感，让她以一种可能将读者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来书写自己的人生。巴金的《家》里记述了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兄弟对待包办婚姻的态度，一个接受，另一个反抗；它被数以万计的人阅读，波伏瓦认为它“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怨恨和希望”。[84]

在《第二性》里，波伏瓦批判了“传统”对女性的限制，以及她对女性解放的向往。但波伏瓦写这本书时并没有考虑到普通女性——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和篇幅是20世纪40年代典型的巴黎哲学精英风格，娴熟地运用各种普通人不甚了解的哲学家和他们的概念：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伏瓦意识到许多人并没有同时购买《第二性》的上下两卷，更不必说阅读了。到1956年5月，《第二性》第一卷的法文版本已经印了116次。第二卷的销售速度较慢（到1958年才达到104次），然而正是在第二卷中，女性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她们成为女性的经历；在那里，波伏瓦写下了爱、独立和拥有自己的梦想[85]。波伏瓦很疑惑为什么第二卷卖得不如第一卷，她甚至对谈论爱和解放的第二卷拥有更少的读者而感到失望。波伏瓦也考虑过自己是否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来与其他女性分享她的特权，她分享的方式是否是最好的。

1957年，波伏瓦给阿尔格伦写新年问候时，告诉他自己快要完成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了（她又妄自菲薄地说这本书“不太好”），以及现在她开始着手于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关于童年和青春的回忆录，不仅要讲述故事，还要试图解释清楚我是谁，我是如何成为我自己的，我与我生活的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86]

像《第二性》一样，波伏瓦流畅地写出了《端方淑女》，前后一共花了18个月。波伏瓦翻阅自己的旧日记，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旧报纸。她思考着该如何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处理其他人。波伏瓦很乐意与公众分享她的生活，或者至少她的个人形象；但是，波伏瓦所写的其他人会欣然接受她分享他们的故事吗？她给梅洛-庞蒂（在书中，他是扎扎的情夫或哲学家伙伴）、马厄和扎扎的家人都取了假名。但是波伏瓦还是担心她母亲的想法。

1958年1月，波伏瓦步入50岁，她对这一切深恶痛绝，比平时想到生命即将结束而感到的不安还要强烈得多。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愈演愈烈，波伏瓦对这件事很放不下，对自己是法国人感到厌恶，她睡不着觉，甚至觉得文学都变得“无足轻重”；波伏瓦曾为《摩登时代》杂志工作，出版阿尔及利亚人和士兵的证词。萨特也对政治深感不安，尽管并非出于同样的原因。1956年11月4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杀死4000多名匈牙利人。萨特此前对苏联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现在苏联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容忽视。萨特在接受《快报》（L’Express）采访时谴责了苏联的行为，在苏联和阿尔及利亚局势日益恶化的这段时间，萨特服用了很多安非他命，以至于他晚上讲话都受到了影响，不得不喝酒放松。波伏瓦希望萨特停止损害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时她会气得摔碎杯子，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坚定立场。[87]在文学方面，萨特几乎总是听从波伏瓦的劝告，但在政治上显然波伏瓦拿萨特没辙，因为他完全不想听。

5月，皮埃尔·普莱姆林成为法国总理。他是一名基督教民主党人，众所周知，他支持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协商解决方案。5月13日，阿尔及尔发生暴动，由雅克·埃米勒·马叙将军领导的法国右翼军队夺取了政权，目的是保卫“法属阿尔及利亚”。第二天，马叙将军要求夏尔·戴高乐重新掌权，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攻击巴黎。政府重组，由戴高乐领导，戴高乐制定了新宪法。一些中左翼政治家和共产党人反对这次政变（包括萨特），但宪法将在9月进行投票。

5月25日，克洛德·朗兹曼在朝鲜，波伏瓦再次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这对波伏瓦来说是一种“能够回归自我的解药”——同时波伏瓦也开始对她的生活进行另一种“评估”。波伏瓦已经完成了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