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再次面对爱情

年回忆录；她现在该写些什么呢？更多的小说吗？和《特权》与《长征》一脉相承的文章吗？波伏瓦想写一本书，这本书将“比她的其他作品更重要”，将“她童年时困惑的‘天命感召’与她在50岁时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较。[88]

1958年6月，波伏瓦和萨特比往常更早地去了意大利。《端方淑女》将于10月出版，波伏瓦已经开始紧张人们的反应了。[89]在这本波伏瓦人生写作的第一卷中，她就明确表示，她并不是在与读者订立通常的自传“协定”[90]。在《端方淑女》的宣传简介中，波伏瓦写道：“也许可以说，我根据自己现在的样子重塑了自己的过去；我的过去造就了我，所以今天通过对它的解释，我见证了它。”[91]1958年6月4日，她在《法国观察周刊》（France Observateur）的一篇文章中公开表示，她使用叙事或故事的手法来写回忆录是为了避免使用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术语。波伏瓦想以成为一个女人为主题（这是《第二性》的核心），写她是如何成为她自己的。尽管她没有在《法国观察周刊》杂志上公开说，但到1956年，波伏瓦非常清楚地知道，她的生活对很多读者来说是有趣的（不管他们是否赞同她的生活方式）。考虑到波伏瓦过去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写哲学文本和“想象的经历”，我们不难推测，波伏瓦很可能是要用另一种文学形式把《第二性》的哲学呈现出来，也就是用这种哲学来写她自己的人生。

波伏瓦回忆录的第一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尚未命名的下一卷在她的脑海里抗拒着一个明确的轮廓。波伏瓦知道，她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将需要一种不同于《端方淑女》的文学形式和处理方式。这个阶段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智识和个人方面都难解决。理智上，波伏瓦意识到她总是把小说看得比其他文学形式重要。她在日记中写道：“但现在，我在问自己为什么……事后看来，我还必须谈谈哲学——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就个人而言，波伏瓦想写关于变老、孤独和萨特。关于萨特，或者博斯特、奥尔加、比安卡和纳塔莉，她应该说多少？在整个5月和6月，波伏瓦在两个选择之间犹豫：到底是用小说的形式还是延续自传的形式？后者将采取“关于作者的文章”的形式。在《法国观察周刊》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称之为“关于自己的随笔”。[92]

波伏瓦于8月中旬回到巴黎，与萨特一道前往比萨，然后独自驾车返回。波伏瓦发现跟萨特说再见更难了，不知道是不是年龄惹的祸，分离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快，波伏瓦又回到了国家图书馆，埋头写回忆录，但她的思绪已经转到另一个项目上去了。她在8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她越来越想“写写晚年”。[93]

当波伏瓦与朗兹曼共度时光时，在意大利的萨特发现，他的情人米歇尔·维安十年来一直与安德烈·鲁里奥蒂有染；现在她要为了他离开萨特。尽管萨特自己也有过两三次出轨的经历，但他还是为此感到心烦意乱。萨特宁愿扮演说谎者，也不愿被人欺骗。此外，朗兹曼也有了外遇，并试图掩饰：她是一个贵族女人，比波伏瓦年轻。一天晚上，朗兹曼回到谢尔大街的时间比平时要晚。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发现波伏瓦正端坐在床上，脸色阴沉。“我想知道。”她说。[94]

朗兹曼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波伏瓦立刻松了一口气，他对她的接受感到惊讶。波伏瓦提议：一个星期和她住三晚，和那个女人住四晚，每隔一周交换一下。朗兹曼认为他的贵族情人会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提议——他就无须再偷偷摸摸，半夜溜走了。但是这位贵族情人却不同意，她想要朗兹曼完全属于她一个人。[95]

9月14日晚上，朗兹曼带波伏瓦去吃晚饭；第二天早上，她去车站接萨特。他们聊了一整天，波伏瓦已经知道萨特很疲惫，因为她看过他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显然毫无灵感的文章。通过或否决戴高乐的宪法改革的全民公投即将到来，萨特渴望重返工作岗位，但没过几天，他的肝脏发生了感染。即便如此，他还是连续工作了28个小时——9月25日周四，萨特向《快报》承诺要写一篇文章，他不想错过截稿日期。

萨特身体垮掉了，波伏瓦编辑了他的作品，重写了部分内容，准备发表。在选举的准备阶段，警察和北非人经常在巴黎街头互射机关枪。在阿尔及利亚，“一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赶进了一处集中营，就像以前在德兰西的犹太人一样”。波伏瓦疲惫不堪，她的脖子总是紧绷着，难以入睡，难以集中精神。一天晚上，她突然感觉到了“曾经困扰她的恐惧”和绝望，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邪恶是无底的”。但是她一直在努力与它抗争。[96]

9月27日，全民公投的前一晚，波伏瓦在索邦大学向2400人发表讲话。但是第二天，9月28日，新宪法以79.25%的票数获得通过，法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新宪法扩大了总统的行政权，法国继续统治阿尔及利亚，但是赋予了阿尔及利亚人他们一个多世纪以来承诺的一些政治权利。阿尔及利亚工人也有了宵禁。

这是对他们所信仰的一切的否定，但正是这种失败促使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然而，这也是对萨特健康的严重打击。当波伏瓦最终说服萨特去看医生时，医生说萨特刚刚险些要心脏病发作。在罗马时，萨特不间断地服用安非他命，因为他正为一出戏剧做准备。尽管他的身体发出了多种警告信号——眩晕、头痛、语言障碍，但现在萨特仍然想要继续工作。

医生开了一些药，禁止萨特饮酒和吸烟，并让他休息。波伏瓦坐在波拿巴街她的桌子对面，望着他，他不知道怎么停下来。她叫他休息，萨特偶尔也会同意。但是他抗议说，他已经答应要在10月前完成这出戏，这是必须完成的。因此，波伏瓦又去看医生，她担心萨特就在她眼前自杀。医生坦率地对波伏瓦说，萨特是个情绪化的人，需要冷静下来，如果他不慢下来，他撑不过6个月。

冷静！在第五共和国？波伏瓦离开医生，径直去找了请萨特写这个剧本的女人，她同意把剧本《阿尔托纳的谴责》（The Condemned of Altona）推迟到来年。然后波伏瓦回到家，把医生和剧本延期的事情告诉了萨特，因为萨特不能过度劳累。波伏瓦以为萨特会因为她没有和他商量就做了这一切而生气；相反，萨特以一种令人不安的被动态度接受了这个消息。波伏瓦开始意识到，她不得不目睹萨特的衰老，最艰难的事情是她正在失去她思想的“无与伦比的朋友”；她不能和萨特讨论她的担忧，因为他现在就是波伏瓦的担忧。

萨特一脱离险境，波伏瓦就开始享受10月6日出版的《端方淑女》受到的好评。这本书对波伏瓦个人的影响比她之前的书更大。一些评论家抱怨说，她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包含了太多乏味的细枝末节（谁想听沉默的另一面？），还有人把她比作卢梭和乔治·桑，和她一样，这两位也是50多岁开始写自传的作家。以前作品出版后，波伏瓦会收到一些信件，但这次不同。马里内·鲁什的研究表明，基于波伏瓦收到的2万多封信件的档案，回忆录的出版极大地改变了波伏瓦的读者群和她的关系。从此以后，波伏瓦将收到更多来自普通法国女人的信件，有的热情洋溢，有的很亲密，因为她们觉得回忆录里的波伏瓦距离她们很近：“你走下神坛……变得更加人性化，你的知识和文化优势不再使你拒人于千里之外。”[97]

从这些信中我们了解到，波伏瓦的读者很惊讶地发现波伏瓦也做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