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老年

1970年9月，萨特和波伏瓦从罗马回巴黎，那时她正等待着《老年》的出版，思考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萨特的健康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让她担心了，但在10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萨特和西尔维在波伏瓦的公寓里——星期六晚上萨特都是和她们一起度过的——他喝了很多伏特加，然后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萨特回到了自己的公寓。但当西尔维和波伏瓦带他去吃周日午餐时（在拉库波尔每周一次的约会），他居然撞到了家具上。那时候萨特几乎没喝多少酒，他为什么会走不稳呢？

回到住处时，波伏瓦感到绝望：自从1954年莫斯科的那次事件以来，她就有种不祥的预感，而萨特仍然每天抽两包波雅尔香烟，一直酗酒。第二天，萨特似乎恢复了平衡，他去看了医生，医生建议他做些检查。脑电图显示正常。但萨特得服用治疗眩晕的药物，这种药物的副作用是会让他嗜睡。波伏瓦试着不去担心最坏的情况，但万一就是这样呢？

1963年，《时势的力量》出版时，55岁的波伏瓦没有避而不谈自己的晚年不适，这让许多读者感到愤怒。波伏瓦自己明白其中的原因：人们赋予了她一个形象，而且他们想与他们想象中的偶像西蒙娜·德·波伏瓦一样，不必担心衰老、死亡。他们宁愿不面对衰老和死亡的现实；作为偶像的波伏瓦怎么可以承认她害怕衰老和死亡呢？[1]

1970年8月，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还有萨特在罗马的纳沃纳广场。

作为一个女人，波伏瓦有过“他者”的感觉，这也有助于她在《第二性》中进行相关的分析。但在20世纪60年代，波伏瓦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感受“他者”：她开始觉得自己老了。波伏瓦自己的经历再次让她对别人的经历感到好奇。但谈论衰老和老年在当时是禁忌。小说家安德烈·纪德也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他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拉·白鲁斯问，为什么书籍里对老年人的描写那么少。他回答：“这是因为老年人不再能写了，而人们年轻时不愿费心谈论老年。”[2]

因此，波伏瓦决定趁她还来得及的时候要谈论这个话题。波伏瓦从1967年年中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她回到国家图书馆进行研究。波伏瓦在书的前半部分回顾了生物学、人类学和历史方面的内容，在后半部分，就像她在《第二性》中所做的那样，她想把生活经历包裹进去。波伏瓦去了养老院，读了老人写的回忆录，像往常一样，她还读描写老年的文学作品。最终的成书取材从阿兰的哲学到索菲娅·托尔斯泰的日记，包括路易·阿拉贡、塞缪尔·贝克特、查尔斯、波德莱尔、孔子、温斯顿·丘吉尔、狄更斯、狄德罗、陀思妥耶夫斯基、玛格丽特·迪朗、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伊拉斯谟、詹姆斯·弗雷泽、朱迪特·戈蒂埃、纪德、黑格尔、康德、居里夫人、尼采、普鲁斯特、乔治·桑、叔本华、萧伯纳、瓦莱里、伏尔泰，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58岁时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我厌恶老年的冷酷。我感觉它就要来了。我吱吱作响，充满怨恨。

脚步没法那么轻快地踏在露珠上了

心脏没法感知新的情感了

没法那么快地重燃被熄灭的希望了

我刚打开马修·阿诺德的书，抄写了这几行字。[3]


在《老年》一书中，波伏瓦认为，并非所有的衰老都艰难而痛苦，因为“老年”并非指某一种普遍的经历。和成为女人一样，衰老也有很大的不同，它取决于个人的生理、心理、经济、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和家庭环境。衰老的境况极大地影响了它的体验。

就像成为女性或怀孕一样，“衰老”有着明显的生物学成分。但波伏瓦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她对于社会对年龄的忽视感到困惑。波伏瓦说，确实只有一半的女性不得不面临性别歧视所带来的次要地位。只要活得长久，年龄增长——作为一个生物学事实——是人类普遍的命运，但年龄变化带来的边缘化和孤独感却不是普遍的。

波伏瓦用来自实际生活经验的哲学来阐述自己的论点，就像她的《第二性》那样。波伏瓦还展示了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如何经常同时起作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老年人经常被禁止参加新的项目和拥有新的可能性。但对于男性来说，年龄似乎并没有对性的前景产生同样的影响。

波伏瓦在这本书中的分析与《第二性》不同，因为这本书比《第二性》更关注经济匮乏。波伏瓦说，人们在谈及小孩子和老人时，都会认为他们在年龄上是与众不同的，这并非偶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当他们还不是人或者已经不是人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像或仍像人一样。”然而，孩子代表着未来，而老人“只不过是一具被判缓刑的尸体”[4]。

从外向内看，衰老就像被囚禁一样，这一点也不奇怪。波伏瓦想要向读者展示，人的经历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波伏瓦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去变得“沉重”起来；从过去的选择中解脱出来并践行新的计划变得更加困难。年轻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梦想和可能性；波伏瓦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意识到，我们做过的一些梦“与实现的梦想相去甚远”[5]。但我们也意识到，赋予生命意义的是“对等而互惠的关系”——即使在生命走到苦乐参半的结局时也是如此[6]。

1970年1月，《老年》出版，很快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波伏瓦再次触及了一个禁忌话题：“老年”可能带来的各种体验。波伏瓦在写作中引用了那些经历过和反思过变老的人，这意味着她的研究主要来自那些享有特权的人的变老经历。但波伏瓦认为她把文学资源包括进来是合理的，因为在把年龄放到社会和政治范畴中讨论时，她能够强调主观经验的作用。从外部来看，年龄就是这样一个范畴。但不管是在可能变好还是可能变坏的情况下，它必须从内心出发去生活和体验。

波伏瓦再次被指责为缺乏独创性，写了一本“二手”书，一本“合集”[7]，毫无新意，“试图根据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设计出一种看似复杂的老年人哲学”[8]。一位评论家甚至声称：“波伏瓦没有精细的或原创的头脑。显然，她狼吞虎咽地吃掉了整个图书馆，但消化得不完全。她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三个男人（马克思、弗洛伊德和萨特）的作品。”[9]

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波伏瓦就一直在对这三个思想者的哲学进行批评和评论。在波伏瓦回忆录的第四卷《归根到底》中，她为《老年》的原创性辩驳：“在第一部分，各种材料的分析、它所引起的反思和我所得出的结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10]此外，第二部分是“完全私人的作品”，是由波伏瓦她自己的问题所引出的：“老人和他的形象、他的身体、他的过去和他的事业之间是什么关系？”波伏瓦的确是通过阅读信件、日记和回忆录来取材了，但是她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原创的。[11]

波伏瓦再次让人们注意到她眼中的不道德行为，但也再次被人说成是萨特的跟班，没有独创性，无法理解伟人。所以波伏瓦在报纸上为自己辩护，并决定尝试通过其他媒介提出她的想法。1974年，波伏瓦同意参与一部关于衰老问题的纪录片的拍摄。在此之前，波伏瓦很少同意在广播或电视上做任何事情，却在讨论社会对老年人的待遇和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