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老年

己的衰老经历时破例了。在疗养院的场景中，波伏瓦让观众确信，她认为这种结束生命的方式是不人道的。枯燥乏味的机构背景和波伏瓦在巴黎公寓里的场景并列在一起——在那里，波伏瓦被她辉煌灿烂人生中的物品包围着，有书籍、来自世界各地的手工制品和朋友的照片。波伏瓦说，死亡最糟糕的一点是，未来在眼前消失。在最后一幕中，波伏瓦在墓地里漫步，她说，她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恐惧死亡了。30岁时，她无法平静地想象自己从地球上消失；将近80岁时，波伏瓦发现比起生命结束，自己更恐惧和厌恶未知的生活。[12]

20世纪70年代早期，波伏瓦吸引了外界的大量关注，招致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说她“执着于萨特”，还为一家男性期刊《摩登时代》杂志写作。[13]波伏瓦觉得这些结论太草率，太令人气愤，个中原因不难想象。在专业上，尽管波伏瓦的作品与萨特的哲学立场不同，但她仍然被看作萨特的傀儡、影子或帮凶。就个人而言，公众对波伏瓦与博斯特的关系只知一二，对她与阿尔格伦的故事知之甚少，对她与朗兹曼和西尔维的关系更是一无所知（更别提她在战争期间与女性的关系了）。波伏瓦对人们轻率地下结论感到沮丧。考虑到波伏瓦叙述自己生活的方式，人们可能会觉得她不真诚，但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对波伏瓦的定义和排斥，简直讨厌到像一种惩罚。当波伏瓦指责社会虚伪时，人们说她可悲、缺乏独创性，甚至是其他更难听的话。

波伏瓦在家里。

1971年，萨特不得不戴上假牙，这既是一场真实的挣扎，也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挣扎：他还能继续他的公开演讲吗，还是今后因为牙口不好就再也没法演讲了？[14]对波伏瓦来说，这不可避免地提醒着她萨特的衰老。到了5月，萨特和波伏瓦住在一起的时间比平时多了，因为波伏瓦的公寓在一楼，而萨特那栋楼的电梯又坏了——他觉得爬10层楼梯太累了。5月18日星期二晚上，萨特觉得自己双腿都要软了。他话讲不清楚，嘴也哆哆嗦嗦的。这显然是中风，但波伏瓦尽量让自己不惊慌，提醒自己见过有朋友中风之后能完全康复。萨特同意周三早上去看医生，但坚持要喝他的夜间威士忌。到了午夜，他挣扎着上床睡觉；波伏瓦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

当他们最后去看医生时，医生说情况比10月更糟，而且他担心很快就会再次出现这些症状。当晚，西尔维开车送波伏瓦和萨特回波伏瓦的公寓，萨特没有喝威士忌，而是喝了果汁。他处于震惊的状态，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的波雅德香烟不停地从嘴里滚出来。西尔维帮他捡起来，但是他又把它弄掉了。于是整个晚上，同样的循环一直出现，痛苦地重复着。第二天萨特换了处方，医生建议他休息，还要有人陪伴，不能独自待着。他们说，如果他能遵从医嘱，用不了三周就可以康复。

到接下来的那个周三，萨特已经能正常走路和说话了，但仍然不能弹钢琴和写字。波伏瓦的任务是让他远离酒精、咖啡因和兴奋剂。他对自己身体机能的衰退表现出超然的冷漠，轻描淡写地说起自己的病情，认为病情不会持续那么久。波伏瓦并没有因此得到安慰。她对自己死亡的恐惧也许减轻了，但她对萨特死亡的恐惧却没有减轻。

那年夏天，他计划花五周的时间去旅行——三周和阿莱特在一起，两周和万达在一起——而波伏瓦和西尔维在一起。波伏瓦很喜欢和西尔维一起旅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萨特是很困难的。在意大利，波伏瓦每天晚上都哭着入睡。波伏瓦在政治上仍然很活跃，她继续着她的女性主义主张，在1971年7月成为“选择”（choose）运动的主席。她与吉塞勒·哈利米、学者让·罗斯丹、小说家克里斯蒂娜·罗什福和诺贝尔奖得主雅克·莫诺共同发起了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有三个目标：对女性进行关于性和避孕的教育；修改自1920年起生效的《法国堕胎法》；为堕胎的女性提供免费的法律辩护。

同月，在瑞士的萨特旧病复发，但他不让阿莱特告诉波伏瓦。当波伏瓦在罗马终点站遇见萨特时，他的脸因为牙龈上的脓肿而肿了起来，但他似乎充满了活力；他们一直聊到凌晨一点。萨特又恢复了精力，享受着罗马的生活。萨特在服药，并限制自己的酒精摄入量，午餐时喝一杯葡萄酒，晚餐时喝啤酒，还有两杯威士忌。萨特正在写福楼拜传记《家庭白痴》（The Family Idiot），谈论着自己的生活，仿佛还有几十年可以活。回到巴黎后，萨特重新对人和世界大事产生了兴趣。萨特读了波伏瓦第四卷回忆录的手稿，并提了一些意见。到了11月中旬，波伏瓦几乎不再担心了。从波伏瓦行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好时机——女性解放运动正在快速发展，1971年11月11日，波伏瓦与数千名女性游行穿过巴黎，要求获得堕胎的合法权利。

1972年，萨特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段罗曼史：与20多岁的埃莱娜·拉西蒂奥塔基斯恋爱了。这也证明了波伏瓦在《老年》中提出的观点：年龄对男人和女人的情爱可能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同年，英文版《老年》出版了，《洛杉矶时报》对它进行了严厉的评论，认为波伏瓦粗心大意，作品过于笼统——评论者是纳尔逊·阿尔格伦。

那时波伏瓦正在为堕胎权利奔走，她开始收到女性来信，她们声称做母亲和做家务使她们觉得很有成就感。有些来信是用挑衅的语气写的；还有一些人责备波伏瓦不应把母亲只看成是一种劳役。所以在1972年3月6日，波伏瓦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一些女人和男人的回应”的文章，波伏瓦写道，她意识到母亲的身份是可以刻意选择的，她“意识到当人们需要孩子时孩子能带来的快乐”。她说，她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所有女性，因为她是在“积极为她们争取自由：选择孕产、避孕或堕胎的自由”。[15]

但波伏瓦也认为，对母性的尊重是可疑的，现实仍然被伤害女性和儿童的谬论所困扰。波伏瓦指出，在1972年的法国，做一个未婚妈妈是很困难的。许多女性选择结婚是因为她们认为结婚是安全的选择，但“没有父亲的孩子往往比父母不和的孩子更快乐”。[16]

波伏瓦大胆地宣称，她支持把母职与婚姻分离开来：“我支持废除家庭。”这句话在断章取义的情况下，很好地迎合了反对波伏瓦的保守派和热衷人身攻击的读者，他们认为波伏瓦反母性，不女性化，甚至不女性主义了。但在同一段中，波伏瓦对“家庭”一词的定义是这样的：“家庭是这个男权世界剥削女性的中介，每年从她们那里勒索数十亿个小时的‘隐形工作’。”1955年，法国人花在有偿工作上的时间为430亿个小时，相比之下，在家里花在无偿工作上的时间为450亿个小时。[17]

波伏瓦认为，女性是在外界影响下接受这项工作的，并认为这是自己的天命，因为谁都不会自然地接受自己的职业生活就是洗碗和洗衣服。波伏瓦说，女性必须找到更好的价值所在：


人们之所以歌颂母亲，是因为母性能够让女人毫无怨言地待在家里做家务。他们没有告诉一个两岁、三岁或四岁的小女孩“你注定要去洗碗”，而是告诉她“你注定要成为一个妈妈”。人们给她布娃娃，歌颂母亲，所以当她长大后，她就会想到一件事：结婚生子。她坚信，如果没有孩子，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但是对于男人却不是这样说的：没有人会对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