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老年

不是一个真正的人”。[18]

堕胎法惩罚了社会上最贫穷的女性（至少曾经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女人能“根据自己的欲望和兴趣”计划怀孕，那么她就能适应包括学习和工作在内的生活。波伏瓦认为男性对这种可能性的抵制源于恐惧——“害怕女性会发现并通过掌握自己的命运来重新获得她们在所有领域的自主权”。[19]

在此背景下，1965年以前，法国已婚女性在未经丈夫许可的情况下，没有合法工作的渠道，也无权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1970年，法国法律确立了“父母权威”来代替“父权”。1972年，新的立法赋予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平等的地位。

波伏瓦希望“通过提供更多官方授权的避孕方法，让堕胎变得无关紧要”，但当时法国只有7%的女性在使用避孕措施；波伏瓦相信，实现这一改革的同时还能实现更大的超越。[20]波伏瓦对堕胎的辩护提出了权力、责任和正义的问题，不仅仅是“选择”。1972年10月，波伏瓦写道：“把一个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一个人怎么会不帮助自己的孩子在世界上找到自处的位置呢？”[21]由于缺乏避孕和安全堕胎的途径，最贫穷的女性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而正是这些女性被控违法，而富有的资产阶级女性则有办法逃避这些后果。

1972年秋，波伏瓦出版了第四卷也是最后一卷回忆录，书名故意取了不吉利的《归根到底》。这本书不像前三本书那样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而是汇集了波伏瓦对她所重视的事物的想法：写作、阅读、电影、政治、音乐、艺术、参与到世界中。自从1963年《时势的力量》出版以来，波伏瓦发现读者们想把《时势的力量》的结论当作“对失败的承认和对自己生活的否定，尽管波伏瓦所有的声明从根本上否认了任何这样的解释”。[22]《归根到底》出版时，《埃斯普利特》上有一篇评论问道：“波伏瓦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波伏瓦想告诉我们什么？它“既不是历史也不是传说”，而是“萨特思想的应用练习（有人在学校说），有点烦人”。看到波伏瓦“对充满失败的过去完全缺乏反思”，众人感到失望。[23]

但波伏瓦的这部作品并不是萨特哲学的应用——尽管她没有向世界展示，但波伏瓦确实是一个会反思自己失败的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波伏瓦捍卫她的原创性、描述《老年》的方法论以及写作在她生活中不断变化的角色。从1963年到1970年，波伏瓦写了一本关于她母亲去世的回忆录、两部小说、两篇序和《老年》。但波伏瓦也经历过一想到要拿起笔就恶心的时候。波伏瓦觉得自己一生的公共事业已经完成了：“我的事业已经完成了，尽管我还会继续下去。”[24]

在书的开头，波伏瓦也记录了她身边的人的死亡和疾病：贾科梅蒂生病了，他的母亲去世了。她还重新讲述了萨特母亲的死。

波伏瓦纪念维奥莱特·勒迪克。自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时与这个有抱负的小说家相识之后，波伏瓦密切关注着维奥莱特，尤其是在1972年5月维奥莱特突然死于癌症之前的那段日子里。[25]勒迪克总是把波伏瓦当作她的文学导师，并授权波伏瓦来打理她未出版的作品。波伏瓦还负责了勒迪克的作品《寻找爱》（La chasse a l 'amour）在1973年的出版事宜。[26]

波伏瓦继续以读书为乐，读书使她能够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波伏瓦的《归根到底》记录了一些她自己的兴趣，包括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阿图尔·伦敦的《审判》（On Trial）、民族学研究、贝特尔海姆的《空堡垒》（The Empty Fortress）和人物传记等。波伏瓦读奥斯卡·王尔德、乔治·桑、阿内丝·尼恩、汉娜·阿伦特、精神分析和侦探小说，重读了《圣经》。[27]她也做填字游戏——时间不再是她想囤积的商品。

波伏瓦仍然对“一个女人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她的女性状态、她的女性处境”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波伏瓦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她想告诉读者，生活的过程是如何让她看到新的视角的。波伏瓦说，如果要重写《第二性》，她会采取一种更加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不是把她的分析建立在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对立上。事后看来，波伏瓦并没有足够重视稀缺经济学和男人是如何变成男人的情形。波伏瓦说，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成为女人”的说法是正确的，但还应该补充一句“人不是生下来就是男人，而是成为男人”。[28]

波伏瓦感到遗憾的是，自从《第二性》出版以来，很多鼓励女性接受传统女性“使命”的书籍出现反弹，一些虚假的先知宣称女权主义已经过时。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米勒、费尔斯通、摩根、格里尔）所要求的是“女性的去殖民化”，因为女性已经被“从内部殖民”，把家庭中无报酬的工作以及工作场所中的歧视和剥削视为理所当然。[29]在《归根到底》的结尾处波伏瓦写道：“这次我不给这本书下结论了。我让读者自由地得出他们的结论。”[30]和以往一样，作家的使命是呼吁读者追求自由——即使是写自己的生活。

1972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接受德国记者阿莉塞·施瓦策尔采访时，公开接受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考虑到波伏瓦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初的作品和政治活动，很难相信她会破天荒地承认这一点。这已经是个大新闻了，足以让一家报纸买下这条消息。尽管1949年波伏瓦宣布，自己就像要求女性拥有投票权的人一样，是一个女性主义者[31]，甚至在1965年称自己是“彻底的女性主义者”（《摩登时代》杂志的一个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说的）[32]，但在更广为人知的《时势的力量》中，她声称自己在写《第二性》时“避免落入‘女权主义’的陷阱”[33]。

随着政治势头的增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女权主义的辩论已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以至于需要对女权主义联盟进行精确定义。波伏瓦和施瓦策尔做这次采访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们想让公众知道波伏瓦已经“转变”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女权主义者；二是她们需要为女权主义“集会”筹集资金，该集会将于1972年2月在巴黎互助会举行。她们认为这样的采访会很有看点，最后《新观察家》买下了它的独播权。

施瓦策尔称这次采访是“历史性的”；波伏瓦在采访中大声而清晰地宣称：“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34]施瓦策尔问了波伏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第二性》出版23年后她才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波伏瓦的回答是，在这些年里，法国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有7%的女性在服用避孕药，而且女性仍然被禁止从事有趣的职业并得到晋升。波伏瓦声称，在女性解放阵线之前，她并不认同她在法国看到的改革和法律主义的女权主义，她更喜欢当下女权主义的激进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似乎更有利于解决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即使是在以解放所有人为目标的政治团体中，波伏瓦仍然看到女性从事着乏味、无信誉、无权力的工作，而男性则被赋予了有意义的公共责任角色。波伏瓦明确表示，她并没有否定男人——她拒绝将女权主义和厌男症混为一谈，并承认她那个时代的男人并没有建立起男权社会结构。但这些男人仍然从中获利，因此波伏瓦认为保持“谨慎态度”很重要。[35]

有些女权主义者曾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