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老年

评《第二性》是一部中产阶级的作品，由一位对自己的特权视而不见的精英女性撰写。在这次采访中，波伏瓦承认她在早期的作品中忽略了很多关于阶级的问题。但她不认为阶级斗争会解放女性，因为男女的区别不在于不同阶级，而是不同的种姓。人们可以上升或下降到不同的阶级。但一旦你出生在一个种姓，你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那里。波伏瓦说，女人不能变成男人，她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都被视为低级种姓。[36]

在采访中，波伏瓦没有承认自己从非女权主义者转变为女权主义者，而是公开批判了她自己之前的信念，即经济独立和社会主义将带来解放女性所需的变革。相反，波伏瓦支持女性运动，支持让“匿名”的女性，而非男性“专家”发出声音。

女性解放联盟有一股同性恋的暗流，波伏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地位，因为这延续了她们“歇斯底里的悍妇和女同性恋”的形象。[37]波伏瓦的文字让现代读者震惊，尤其是在知道波伏瓦自己是性别侮辱的目标以及她拥有同性恋关系之后。波伏瓦的恋情那时还不为人所知，但在她的采访中，施瓦策尔问波伏瓦女同性恋是否可以成为“政治武器”。波伏瓦的回复以及她接下来的谈话，表明她把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和“性教条”联系在一起。波伏瓦认为同性恋可以在政治上发挥有益的作用，但“当他们执着于自己的偏见时，会有使异性恋者远离运动的风险”：


阿莉塞·施瓦策尔：她们的第一个论点是，在当前形势下，任何和男人的性关系都是压迫性的。因此女权主义者拒绝和男人有性关系。对此，你怎么看？

西蒙娜·德·波伏瓦：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任何性关系真的是压迫性的吗？为什么不接受这种关系，努力使其往非压迫性的方向发展呢？认为所有性交都是强奸的说法让我震惊。我不相信这个看法。当她们说所有的性交都是强奸时，她们又拿起了男性的谬论。这意味着男人的性器官是一把剑、一件武器。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创造一种不带有压迫的新型性关系。[38]


1972年5月，波伏瓦前往格勒诺布尔为她参与的竞选做演讲，11月8日，博比尼法庭上的一场审判引起了全国的关注。16岁的少女玛丽-克莱尔在母亲的帮助下做了流产手术，因此违反了法律，她和另外三个女人一起受审。吉塞勒·哈利米利用几个著名的科学和文化权威（包括波伏瓦）来为自己辩护。她认为这些女性是在另一个时代受审的。1920年的法律尤其擅长惩罚穷人。每年都有无数女性因为不了解避孕方法而选择流产。在流产时，她们面临着生命危险和不可逆转的残害。

审判改变了公众舆论的导向——1970年，只有22%的法国人赞成取消对堕胎的限制；一年后支持率已升至55%。[39]1974年，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通过新的立法，在1974年12月使人们更容易获得避孕措施，同时拥护《韦伊法》（The Veil Law），从1975年1月将堕胎合法化。

与此同时，1973年3月，萨特再次中风。这次更糟，萨特什么都记不住了，也认不出人来。医生说他是大脑窒息，并再次建议不要喝酒或抽烟。萨特现在67岁了，他“半心半意”地试图放弃他的恶习，后来又全心全意接纳了它们。

除了写作和女权主义工作，波伏瓦继续致力于她在《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工作。因为萨特病了，所以波伏瓦来主持周三上午的编辑会议。朗兹曼在20世纪60年代末介绍给波伏瓦认识的小说家克莱尔·埃切列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11点，波伏瓦坐在她的黄色长沙发上欢迎每一个人。在她旁边有一堆文章……都是她认真读过和注释过的。组成委员会的那一小群人在长沙发边上坐成半圆形。[40]


埃切列利描述了目睹波伏瓦给那些有抱负的作家打拒绝电话的经历，在那段时间里，波伏瓦在批判时“坦率而粗暴”。但是波伏瓦并没有利用她的主编身份在没有委员会支持的情况下发表任何东西。[41]

那年夏天，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在法国南部旅行，然后和萨特一起去威尼斯旅行。（他已经和阿莱特过了暑假，正在去和万达度假的路上。）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在威尼斯待了几天后就离开了。波伏瓦不想让西尔维在威尼斯感到无聊，这两个女人都喜欢游览新地方。但是波伏瓦开始感受到一种“双重内疚”——如果她离开萨特，她会感到内疚，如果她留下，她也会感到内疚，因为这样会让西尔维失望。[42]

波伏瓦、萨特和西尔维三人于8月中旬在罗马重新会合。萨特的视力恶化了；他的左眼里面出血，现在两只眼睛都看不清楚了。在家里，他们总是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办事，而现在，为了适应萨特的新需求，他们改变了日常工作习惯：波伏瓦早上给他念书，中午三人一起吃午餐，然后萨特午休，波伏瓦和西尔维去散步或安静地读书。萨特醒来后，波伏瓦给他读法语或意大利语的报纸，然后三人一起去吃晚饭。饮食显示了萨特的衰老程度。萨特处于糖尿病早期，波伏瓦担心他不小心吃了太多意大利面和意大利冰激凌。由于戴假牙和中风的缘故，萨特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嘴唇，所以吃东西会弄得到处都是。[43]那年奥尔加和博斯特在罗马见到他们时，看到萨特衰老的模样，甚是惊讶。

回到巴黎后不久，萨特决定雇用一名新秘书，不是处理信件（这件事已经有人做了），而是为他朗读和与他交谈。最终雇用的秘书是皮埃尔·维克托，那个希望他接管《人民事业报》的人。一开始，阿莱特对此充满怀疑。她给波伏瓦打了电话，说她不想让他们陷入“舍恩曼”的境地。（拉尔夫·舍恩曼是罗素的法庭秘书，他声称代表伯特兰·罗素发言，因为罗素年事已高，身体不便，无法出席会议，因此他的秘书舍恩曼便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代表罗素发言。）但萨特希望这样，波伏瓦也不想把他当小孩子对待。这也意味着波伏瓦会在早晨有一些属于她自己的时间，因为皮埃尔会给萨特大声朗读。[44]但这是一个会令波伏瓦后悔的决定。

萨特不再和他的女人调情了，她们现在轮流照顾他。萨特已经68岁了，完全依赖别人。1973年10月，萨特搬到了蒙帕纳斯大厦附近的埃德加基内大街22号的一栋现代建筑的10层公寓里。它就在波伏瓦的公寓对面。1974年夏，波伏瓦在罗马录下了与萨特的一系列对话，她说这将是萨特自传《词语》（Words）的口头续篇。到那年夏天结束时，萨特意识到自己的视力无法变好：他再也看不见东西了。

但萨特仍在努力工作，计划和皮埃尔·维克托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权力与自由》（Power and Liberty）。维克托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对福柯和德勒兹的思想很感兴趣，他告诉萨特，他们的合作是一种辩证关系，他们的思想是对立的。即使在事件发生后，波伏瓦也确信，维克托接下这份工作是出于对萨特的真诚照顾。这并不容易——维克托经常想放弃。维克托到达萨特的公寓里时，常常见萨特坐着打盹儿或听音乐。维克托写道，这是一场“与死亡的持续斗争”，他受雇与“睡眠、兴趣索然，或者更简单地说——麻木，做斗争”。他说自己真正参与的可以算是一种康复治疗。[45]

在1973年至1974年的冬天，法国的女权运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随着堕胎之战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