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老年

近胜利，运动中出现了不同倾向和策略上的分歧。西蒙娜·德·波伏瓦想要一部反对性别歧视的法律，就像现存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法律一样。性别歧视不可能像种族主义一样被立法废除，但波伏瓦认为，针对它的法律将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因此，她与安妮·泽林斯基共同创立了“女性权利联盟”（League of Women’s Rights），这是一个以反性别歧视立法为目标的组织。

该联盟遭到了其他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她们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和男权法律体系框架的让步，甚至要与之合作。联盟认为，颠覆社会已不再是正确的做法；相反，他们追求在现有的结构上改革。波伏瓦是该联盟的主席，但她也利用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权力表达了反对意见。1973年，波伏瓦在《摩登时代》杂志上为那些想要谴责性别歧视的人设立了一个永久专栏。这个专栏被称为“日常的性别歧视”（Everyday Sexism），作者运用生活经历和反思，幽默地揭露和挑战性别歧视，而不是寻求法律赔偿。这个专栏的序言非常直接：


将他人称为“肮脏的黑鬼”，或翻印侮辱犹太人或阿拉伯人的言论，都可能被送上法庭，并被判“种族歧视罪”。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公开对一个女人大喊大叫，称她为“妓女”，或者在他的作品中指责女人背叛、愚昧、反复无常、愚蠢或歇斯底里，他绝对不会有风险。我们（女权联盟）要求将“性别歧视”也视为一种犯罪。[46]


第二年，波伏瓦为一本书写了序，热切地呼吁进行离婚改革。同样，波伏瓦的分析包含了哲学上的细微差别，这些细微差别在激烈的政治辩论中很容易被忽视。关于离婚对孩子有害的反对意见，波伏瓦回答说：“孩子可能会被貌合神离在一起的父母‘迫害’。”波伏瓦认为，离婚“不是万灵药”，“只有当女性知道如何以积极的方式利用她们的自由，她们才会获得解放。”但为了发现自己的可能性，离婚往往是一个必要条件。[47]

20世纪70年代，波伏瓦越来越多地用她的影响力帮助别人发声。在《摩登时代》的特刊《女性坚持》（Women Insist）的序言中，波伏瓦写道，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让我们思考每个人内心最私密和最确信的东西”。它质疑我们的欲望，质疑我们快乐的形式。[48]女权主义者让人不舒服；但如果她们的话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她们也不会受到嘲笑，不会被当作泼妇和“煤气灯”。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承认在过去，她“或多或少扮演了一个象征性的女人的角色”，她曾经认为克服性别障碍的最好方法就是忽略其存在。但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帮助波伏瓦认识到，这种立场使她成为不平等的帮凶，所以现在波伏瓦要把它和她自己表达出来。

波伏瓦承认自己曾经是同谋者，这是令人钦佩的：波伏瓦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够看到自己以前失败的女人。但是她能看到全部的失败吗？当波伏瓦写道，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让我们思考每个人内心最私密和最确信的东西”时，是怎样的限制和欲望让波伏瓦无法完整地讲述她对哲学的热爱以及她对萨特以外的情人的爱？波伏瓦的动机是自我保护，是关心“大家族”中的其他人，还是妄想？还是像波伏瓦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动机是赋予她的生活一种“艺术的必要性”，使其具有解放读者的潜力，向他们展示新的可能性，就像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乔和乔治·爱略特的麦琪对年少时的她产生的影响一样？[49]（20世纪60年代中期，波伏瓦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说，这就是她在做的事情。《归根到底》也暗示波伏瓦是认真的。）

考虑到萨特是一个名过其实的花花公子，以及他对他“偶然的情人们”持续不断的谎言，人们不免会有点惊讶：在讲述他和波伏瓦的故事时，萨特首先强调了波伏瓦在他生命中和思想上的中心地位。20世纪70年代接受采访时，萨特确实是这么做的。他表示，人们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看到的是波伏瓦的版本，但“对我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最初是在智力上发展起来的”[50]。采访他的约翰·杰拉斯——波伏瓦朋友斯捷帕的儿子——坦率地问道：“难道当时你们俩不相爱吗？”

萨特的回答是，他们彼此相爱，但不是以一般人所理解的方式相爱：


我们爱上了彼此的直觉、想象力、创造力、观念，并最终有一段时间也爱上了彼此的身体，但是就像一个人不能主导（当然，除非通过恐吓）另一个人的思想那样，一个人也不能主宰另一个人的品位、梦想、希望，等等。有些事情海狸（波伏瓦）更擅长，有些事情我更擅长。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海狸的批准，我永远不会允许我的任何作品发表，甚至公开给任何人。[51]


萨特一直很关心自己留给后世的名声，他决心以一个伟大作家的身份来实现不朽。1975年6月，为了纪念萨特的70岁生日，《新观察家》委托进行了一次采访。除此之外，萨特的采访者米歇尔·孔塔询问了他有多少个情人。萨特承认有好几个。但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唯一的一个。萨特提到了另外两个人的名字——米歇尔和阿莱特。但是萨特说，波伏瓦扮演了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角色：


萨特：在我的想法真正成形之前，我都先把它讲给西蒙娜·德·波伏瓦听。在我的想法形成的过程中，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

米歇尔·孔塔：因为她和你在哲学上处于同一个层次？

萨特：不仅如此，还因为她是唯一了解我、知道我想做什么的人。正因为如此，她是一个很适合交谈的人，很少能遇到这样的人。这是我独特的幸运……

米歇尔·孔塔：不过，你还得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批判面前为自己辩护，不是吗？

萨特：常有的事！事实上，我们甚至互相批判。但我知道她最终会是对的那个人。这并不是说我接受了她所有的批评，但我确实接受了大部分。

米歇尔·孔塔：你对她和她对你一样严厉吗？

萨特：当然了，尽可能地严厉。如果你很幸运地爱上了你所批评的人，那么不严厉的批评是没有意义的。[52]


同一年，波伏瓦决定为《摩登时代》杂志采访萨特本人（尽管他们发表时不把它叫作采访，他们称之为“审问”）。波伏瓦开门见山地说：“萨特，我想问你关于女人的问题。”波伏瓦问道，为什么萨特声称自己站在受压迫者一边，这些受压迫者可以是工人、黑人、犹太人，却不能是女性，他对此怎么解释？

萨特说，可能是因为他的童年。

“可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波伏瓦追问他，是不是很多男人在女性问题上都有一个盲点（就像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她自己一样）。他们对女性的苦难视而不见，就好像古代雅典人那样，当奴隶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做饭时，他们却大谈正义和民主之类的理想。萨特的冷漠不是像雅典人的冷漠一样让后人感到震惊吗？[53]

波伏瓦继续参与到了女权主义作家活动和运动中，也接受了许多采访。1976年，当波伏瓦与阿莉塞·施瓦策尔交谈，回顾自己的生活时，她评论说，她摆脱了女性的“奴隶劳动”，因为她既不是母亲，也不是家庭主妇。但20多年来，波伏瓦一直收到世界各地女性的来信，诉说她们的挣扎，这让她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