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老年

沉默的另一面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许多写信给她的女性年龄在35岁到45岁之间，已经结婚。为了爱情，她们很年轻就结婚了，当时也很高兴这样做，但后来她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死胡同：孩子长大后不再需要她们，她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也没有自己的追求。

1976年，波伏瓦认为结婚和做母亲在很多时候仍然是陷阱。波伏瓦说，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孩子，她应该认真考虑抚养孩子的条件，因为她必须放弃工作，孩子生病时在家照顾孩子。如果女性做不到这些，她将受到责备。[54]波伏瓦说，问题不在于家务和护理工作本身，因为工作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每个人——不仅仅是女性——都应该去做维持生命所需的工作，因为这样一来她们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那些赋予生命的事情。波伏瓦称自己为主张“自愿做母亲”的活动家。[55]

同年，在大西洋彼岸，阿德里安娜·里奇出版了《女人的诞生》（Woman Born），这本书以波伏瓦《第二性》中对母性的讨论为开端，阐述了母性的力量。1976年3月，一个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针对女性犯罪问题的国际法庭把波伏瓦的一封信作为诉讼的一部分。波伏瓦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因为那年正好是在“女性之年”之后，显然，这又是一个由男性社会为了神秘化女性而组织的活动。[56]

1977年3月，萨特的腿开始疼，医生警告他，如果他再不戒烟，他们可能不得不切除他的脚趾，甚至让他截肢。两天后，萨特把他的香烟和打火机交给了西尔维·勒·邦。但是酒更难戒掉，萨特为了获得一杯酒，开始在生活中和女人玩骗人的小把戏。萨特告诉波伏瓦他每晚只喝一杯威士忌。但他让米歇尔偷偷把瓶子藏在他书架里的书后面。他说，海狸不必什么都知道。

一天，波伏瓦发现萨特宿醉不醒，她很生气。当她发现他还在米歇尔家喝威士忌时，便一怒之下给米歇尔打电话，不让她在周六晚上陪伴萨特了。[57]阿莱特对此很高兴——她一直嫉妒萨特的其他女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莱特·埃尔凯姆·萨特克服了对皮埃尔·维克托的厌恶。皮埃尔和她一样，是北非犹太人。1978年，维克托对犹太神学和弥赛亚主义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一起学习希伯来语。1978年2月，波伏瓦担心他们利用了萨特的弱点——利用他的名声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为萨特、维克托和埃尔凯姆要去耶路撒冷。萨特坐着轮椅上了飞机，住在一家豪华酒店里；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但当他们回来后，维克托试图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一篇关于以色列和平运动的文章，他要萨特作为共同作者署名。波伏瓦接到当时在报社工作的博斯特打来的电话，博斯特告诉她这篇文章不好，萨特不应该署名。波伏瓦读了之后表示赞同，并说服萨特不要出版它。

此时，波伏瓦显然是萨特的守护者之一。但有几个人觊觎这个位置，想成为萨特在智识方面的监护人，但他们对于萨特本人的想法却说法不一。萨特从来没有告诉维克托这篇文章没发表的原因。但在《摩登时代》杂志的一次编辑会议上（维克托在萨特的住处参加了会议），波伏瓦提到了这件事，波伏瓦以为他知道。维克托怒火中烧，跺着脚走出会场，称他的同事们是“腐朽的尸体”。[58]维克托自此不再参加《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会议，轻蔑地把老一代卫道士称为“萨特人”。这次阿莱特站在维克托一边。

与此同时，萨特接受了更多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说，在出版前，除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他从不让任何人读他的手稿，甚至在1978年7月，他仍声明波伏瓦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独特角色”。[59]据西尔维·勒·邦所说，萨特生命的最后五年对波伏瓦来说特别艰难。波伏瓦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失明，发现对他隐忍要比对自己隐忍更难。波伏瓦喝了酒，吃了安定，但这并没有阻止她经常流泪。波伏瓦尽可能从其他朋友那里获得安慰。克洛德·朗兹曼住在五分钟路程之外的博拉尔街，他在巴黎时，每周会和波伏瓦见两次面。但他当时正在执导《浩劫》——波伏瓦借给他钱以启动电影的拍摄——经常需要外出旅行。

1978年，一部改编自《被摧毁的女人》的电影在法国上映，影评刊登在《世界报》上，该片再次宣布波伏瓦的作品已经过时，说她的女权主义低劣：“如今，这本书的论点和基调似乎特别具有考古价值。它们使得衡量女权主义的加速发展成为可能，因为这类问题与其说是关于‘流动中的女性’的问题，不如说是《世界时装之苑》或《嘉人》（Marie-Claire）的问题。”[60]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波伏瓦因萨特的衰老而筋疲力尽，没有心力再去写长篇作品，但在1979年，波伏瓦出版了《精神至上》（这是波伏瓦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小说，当时被伽利玛和格拉塞出版社退稿了）。这部作品以扎扎和梅洛-庞蒂为原型虚构了一对情侣，即安妮和帕斯卡，写于波伏瓦发现梅洛-庞蒂求爱的真相之前。安妮的母亲迫害她的女儿，批评她的想法、读书习惯，以及她与西蒙娜的友谊，“好像一切都是罪恶”[61]。这本书并不像波伏瓦后期的作品那样圆满，但它揭示了波伏瓦在20世纪30年代关注的问题，包括爱、自我牺牲、幸福以及成为女人意味着什么。这也表明，即使在那时，波伏瓦也不害怕在她的文章中加入哲学元素，她笔下的人物会讨论邓斯、司各脱、柏格森、莱布尼茨、霍布斯、拉辛、波德莱尔、克洛代尔和贝矶。

那年秋天，波伏瓦参演了由约瑟·达扬和马尔卡·里博斯卡拍摄的一部关于她的作品的电影《西蒙娜·德·波伏瓦》，片头称其为“我们唯一的女哲学家的纪录片”。[62]在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中，波伏瓦被问及她已经围绕着自己写了那么多作品之后，为什么还要同意拍这部片子。波伏瓦回答说，她想“纠正”某些事情，说实话，想给自己一个“更公正的形象”。[63]

1979年，波伏瓦成了杂志《女权主义者问题》（Questions feministes）的出版总监，该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她监督重启，并获得了奥地利欧洲文学奖。《费加罗报》以“完美的资产阶级：西蒙娜·德·波伏瓦”为标题宣布了这项荣誉，并解释说“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一位获得奥地利欧洲文学奖的女性，这一切都归功于一个男人”。[64]这也难怪，当被问及为何继续倡导女权主义时，波伏瓦回答说，这是因为即使到了1980年，女性还是被赋予了一种假象：“今天的女性可以成就任何事，如果做不到，那就是她自己的错。”[65]

1980年3月，波伏瓦听说《新观察家》将刊登皮埃尔·维克托对萨特的采访，分三期在星期日出版。萨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了（至少以萨特的标准来看）；这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近年来，波伏瓦曾数次要求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可谁都没有告知她具体是什么——萨特和埃尔凯姆都回避了波伏瓦的问题。当萨特给波伏瓦看他们为出版挑选的摘录时，她吓坏了。

皮埃尔·维克托打算在发表时使用他的真名——本尼·莱维（在萨特雇用他之前，他在法国没有合法的居留权）。这篇文章的语气对萨特所主张的很多东西都不屑一顾，拒绝接受萨特毕生致力的文学和政治活动的意义。在最后一次采访中，莱维甚至让萨特——萨特一直是世俗犹太人的朋友——声称唯一“真正的”犹太人是虔诚的犹太人，萨特甚至对救世主主义做出了让步。波伏瓦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