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风烛残年

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一起回到了医院。她给博斯特、朗兹曼、让·普永和安德烈·戈尔兹打了电话，他们立即赶到了医院。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凌晨5点之前他们可以一直陪着萨特的遗体，之后“它”就得被送走了。

他们怎么能用“它”来指代萨特呢？

阿莱特回家了，而“大家族”里的人们则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直到凌晨。记者把这个地方围得水泄不通，但博斯特和朗兹曼告诉他们不要一直留在这里。波伏瓦想单独和萨特待一会儿——其他人走后，波伏瓦爬上萨特的床。她正要钻进萨特的被单时护士拦住了她，因为他的褥疮已经坏疽了。于是波伏瓦爬上被单，躺在他旁边，睡着了。

凌晨5点，医院里的人来取遗体。波伏瓦去朗兹曼家睡觉，星期三一整天一直待在那里。波伏瓦无法忍受公寓里的电话，更别提那些记者，所以在朗兹曼离开后，波伏瓦去了西尔维·勒·邦那里。埃莱娜从阿尔萨斯赶来，她收到了大量的卡片、信件和电报。朗兹曼、博斯特和西尔维负责安排葬礼。葬礼定于4月19日，星期六。

葬礼那天，波伏瓦和西尔维、埃莱娜、阿莱特一起上了灵车。成千上万的人跟在她们身后，向萨特致敬。但是波伏瓦什么也看不见，再多的安定和威士忌也抑制不住她的眼泪。到了蒙帕纳斯公墓，波伏瓦要了一把椅子。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波伏瓦夫人”站在棺材前时，“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两个朋友扶着”。[1]波伏瓦周围有一大群人，但她的脑子却一片空白。波伏瓦不记得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她去了朗兹曼家，然后他们在一个包间里吃了晚饭，但她喝得太多了，不得不由人搀扶着下楼。西尔维试图阻止她喝酒，但根本无济于事。[2]

此后波伏瓦住在西尔维家。接下来的星期三，火葬仪式在拉雪兹公墓举行，但波伏瓦太累了，无法前往。西尔维和朗兹曼回来时，发现波伏瓦躺在地板上，神志不清。波伏瓦患上了肺炎，她在科钦医院住了一个月——一开始，医生们认为波伏瓦永远都不会康复，因为在大量服用安定和威士忌之后，她患上了肝硬化并有一些运动神经元损伤。当波伏瓦回到维克多·舍尔歇大道时，肺炎痊愈了，但抑郁情绪却消散不了。整个6月和7月，西尔维每星期都尽可能和波伏瓦待在一起。当西尔维上课时，朗兹曼和博斯特来陪她。波伏瓦总是说，她的生命将在萨特的生命结束时也结束；他们担心波伏瓦会真的这么做。周末，西尔维开车带她离开巴黎。1980年8月，波伏瓦要进行一年一度的罗马旅行了。波伏瓦对西尔维说她们必须离开巴黎，因为“我想要活下去，我需要远远地离开此地才能做得到”。[3]

波伏瓦和西尔维去了挪威，进行了一次峡湾巡游。慢慢地，波伏瓦想起她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值得为之而活的、有意义的关系，渐渐地走出来。但波伏瓦也开始意识到，有些关系永远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在萨特火化三天后，阿莱特清空了他的公寓。实际上这不被法律允许，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在进行税务评估之前任何人不得接触萨特的财产。至于她为什么这样做，阿莱特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在遗嘱认证期结束之前，她无法支付租金，担心有人会闯入。但波伏瓦确信她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波伏瓦拿走理应属于她的东西。这是一场不愉快的争执，其他朋友也想要萨特的纪念品，而当朗兹曼要求阿莱特给博斯特一些东西时——尽管他们已经是40年的朋友了——她却只把萨特的旧拖鞋给了他。

西尔维从来都不喜欢阿莱特，因此非常生气。萨特把波伏瓦父亲的书放在自己的公寓里，这些书不是萨特留给阿莱特继承的。萨特还有一幅毕加索送给他和波伏瓦的画，以及一幅来里贝罗的画。西尔维和朗兹曼都向阿莱特索要波伏瓦的礼物，但阿莱特说如果她真的很想要的话，她应该自己开口。

西尔维要回了波伏瓦的父亲乔治·伯特兰·德·波伏瓦的书。但波伏瓦自己只要一件东西：萨特《伦理学笔记》（Notebooks for an Ethics）的手稿。萨特写完《存在与虚无》后，手稿一出版就交给了波伏瓦，这是她最珍贵的财产。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萨特曾承诺要出版一部伦理学作品，他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创作，大约在同一时间，波伏瓦写了《模糊性的道德》。阿莱特知道波伏瓦想要这份手稿，因为波伏瓦出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低声下气地”向阿莱特要这份手稿。但是阿莱特不肯给波伏瓦，而且在1983年，阿莱特还出版了这本手稿。

1980年5月波伏瓦出院时，医生让她停止服用安定、戒酒，并进行按摩和治疗以帮助她的身体恢复。除了没能放弃威士忌和伏特加，波伏瓦听从了医生的大部分建议。在这几个星期里，波伏瓦意识到她希望她的医生能够和西尔维讨论她的情况。可根据法国法律，波伏瓦最近的血亲埃莱娜是她的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没有埃莱娜的允许，西尔维甚至不能开车送波伏瓦去治疗。

波伏瓦不想搬到阿尔萨斯去跟埃莱娜和利昂内尔一起生活，而让他们搬到巴黎来照顾她也是不现实的。所以波伏瓦决定问西尔维自己是否可以合法收养她，波伏瓦先告诉了朗兹曼和博斯特，两人都赞成。他们从阿莱特的事情中了解到，如果各方不赞成新的安排，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波伏瓦先向西尔维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再向埃莱娜提出。一开始，埃莱娜对此感到不适，但她意识到她不会比她姐姐活得更久，而且自己的人生已经够充实的了。

另一方面，西尔维有点不情愿，她一直讨厌阿莱特依附于萨特的做法。西尔维·勒·邦是一个独立的女人，有她自己的职业生活——她是一名教哲学的老师，她不希望人们认为她和波伏瓦的关系就像阿莱特和萨特那样。西尔维也知道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波伏瓦作品中母亲和女儿的角色了，她如果被波伏瓦收养势必会给研究者提供一个猜测的“盛宴”。

但几十年来，波伏瓦已经习惯了人们随意地揣测她的生活。波伏瓦鼓励西尔维只管用心去看待她们的友谊，这种友谊不受年龄和传统角色的限制。波伏瓦向西尔维透露，在她的一生中，她曾多次尝试寻找另一段像她和扎扎那样的友谊。但在西尔维之前，一直都没有成功。波伏瓦说，西尔维让她仿佛找到了扎扎的转世。西尔维接受了，后来她写道，她和波伏瓦的关系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4]波伏瓦在一次采访中告诉贝尔，她很幸运“能分别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拥有一段完美的关系”。[5]

萨特去世那年，波伏瓦承受着悲伤带来的所有伤痛：眼泪、沮丧，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波伏瓦再次求助于文学来宣泄：她决定写一部关于萨特之死的作品。《告别的仪式》（Adieux：A Farewell to Sartre）出版于1981年，记录了萨特的衰老和死亡，聚焦于年龄和疾病如何限制了他的可能性，他生活的变化情况。书中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中期波伏瓦在罗马对萨特的采访，以证明他们之间的思想友谊和不断的交谈。朋友们都对波伏瓦这本书有些担心，但这是她唯一能接受他死亡的方式。扎扎去世的时候，波伏瓦就是靠写作走出来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写作同样也是波伏瓦宣泄情绪的方式，所以她坚持写作。她的开场白是：


这是我的第一本——毫无疑问是唯一一本——在出版前你没读过的书。我把它完完全全地奉献给你，你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