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风烛残年

它的影响。我说的你，只是一种假设，一种修辞手段。因为我只能对着空气说话了。[6]


一些读者把《告别的仪式》称为波伏瓦的第五部回忆录。但这本书比其他的书更加隐晦，描述了萨特的衰老，很少关注波伏瓦自己的生活，它是回忆录和对话的混合体。波伏瓦认为《告别的仪式》是对萨特的一种致敬，也是《老年》的延续。1970年，《老年》描述了老年人被边缘化，被一些人视为次等人。在最后一段中，读者们看到，甚至让-保罗·萨特也不得不经历这种命运。[7]

波伏瓦已经预感到人们会严厉地批评这部作品。她是对的，她再次被指责轻率，或者是在萨特无法为自己说话的时候替他说话。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在《观点》杂志（Le Point）上形容这本书是“敬意与复仇”[8]的结合。（波伏瓦问过萨特，为什么他认为男人从童年起就有“某种自豪感”，他是否一直感到自由。[9]）波伏瓦的捍卫者主要是说英语的女性，其中，《存在与虚无》的译者黑兹尔·巴恩斯谴责了那些将《告别的仪式》说成波伏瓦“因为不得不忍受萨特的不忠而做出的报复”，这完全是诽谤。《告别的仪式》中的叙述既是基于事实，也是一种敬意。[10]萨特的传记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认为，这部作品引起了人们对这对神秘夫妇的惯常反应：“要么完全尊重，要么全盘否定。”[11]

当然，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是阿莱特·埃尔凯姆·萨特。她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攻击波伏瓦的公开信，贬低波伏瓦与萨特的关系，讽刺波伏瓦声称自己是萨特生活的中心，以及波伏瓦在本尼·莱维事件中的行为。这两个女人都认为对方贬低了萨特的地位，并声称自己是萨特一生中最杰出的见证人。波伏瓦拒绝以书面形式回复，因为她不想用回复来美化阿莱特的说法，也不想成为公众的笑料；她私下里十分轻蔑阿莱特。

1981年，波伏瓦开始与她的第一个传记作家戴尔德丽·贝尔交谈——波伏瓦喜欢美国女性，她和贝尔常常在下午4点一边喝着纯苏格兰威士忌一边进行访谈。20多年来，波伏瓦一直在思考自己将留给后人的形象，因为她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经验，“公众形象若落入他人之手，会让人变丑”[12]。波伏瓦不想让阿莱特左右她和萨特的关系，因此她决定出版萨特写给她的信，并公开宣布这一意图，以便让世人能够亲眼看到让-保罗·萨特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看法。但当时波伏瓦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因为在法国，文学执行人对萨特写的任何文字都有权利，不管他写给谁，也不管这些文字是谁持有的。于是波伏瓦咨询了她的出版商罗贝尔·伽利玛，伽利玛建议波伏瓦让他出面去说服阿莱特。

这比萨特的两个女人争论他更爱谁更危险。这不是一个浪漫的问题。对于波伏瓦来说：她一生都被那些否认她作为思想家的独立性的人所困扰，这些人甚至声称波伏瓦的书是萨特写的。波伏瓦认为这些信会显示出“我们对彼此的重要影响”[13]。

萨特死后，巴黎的有些讣告没有提到一次波伏瓦。《世界报》提到了萨特的葬礼上有数千人，但是没有提到波伏瓦。[14]《快报》上的一篇长文包含了一条时间线，其中提到了萨特和波伏瓦相遇的日期，波伏瓦在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名列第二，但是对他们的其他关系却只字未提。[15]

《伦敦时报》在宣布萨特死亡的第一篇文章中没有提到波伏瓦[16]，完整的讣告将她介绍为萨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成为他的情妇和一生的政治、哲学和文学盟友”[17]。《卫报》的讣告中也没有提到波伏瓦，只是说“在朋友和门徒的帮助下，萨特独自在巴黎度过了晚年”[18]。在全部讣告中，波伏瓦并不在他学习的“天才知识分子群体”中，而只是因为他们的“终身结合”而被提及。在这段关系中，她“帮助了他事业的方方面面”[19]。

《纽约时报》的报道更多地谈及了波伏瓦：“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萨特的名声比其多年密友和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更大。他们的关系经历了无数个阶段，但他们对彼此的依恋，对彼此的坚定，从未受到严重怀疑。”[20]但《华盛顿邮报》把波伏瓦介绍为“情妇”[21]——难道没人能把波伏瓦看作一个有智慧的对话者、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萨特思想发展的灵感来源吗？

这种“女人是男人的贤内助”的惯用说法对波伏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波伏瓦仍然定期与比安卡·朗布兰共进午餐。当以色列这个问题一出现，她们的讨论就变得很激烈。朗布兰批评波伏瓦“无条件地亲以色列”，甚至没有试着去看巴勒斯坦的观点。朗布兰被她们的谈话弄得心烦意乱，于是在谈话结束后写信给波伏瓦，进一步说明她的立场。就像波伏瓦对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的评论一样，波伏瓦对朗布兰的回复显示出波伏瓦自己的矛盾以及挫败——人们总是认为她的观点是萨特或者其他男人的附属：


我给你回信，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不是不在乎。既然情况是“模糊的”，就像你说的，我为什么要怨恨或蔑视不赞同我观点的人呢？至于朗兹曼……我很遗憾你赞同大男子主义的偏见，认为女人只能从男人那里获得思想。[22]


波伏瓦出版她与萨特的书信时，她失去了一些朋友——奥尔加和万达第一次看到了她们在萨特生活中的真实角色。博斯特夫妇近年来已经分开过几次，波伏瓦很少见到奥尔加。波伏瓦和博斯特走得比较近，他们仍然一起为《摩登时代》工作。据戴尔德丽·贝尔描述，波伏瓦曾警告奥尔加说她会出版这些信件，并无视奥尔加要求排除任何有关她们姐妹信息的要求，导致她们的关系出现永久性裂痕。[23]但是，在波伏瓦看来，即使这会打破人们的幻想，向世界展示其真相也是值得的。波伏瓦重新开始做关于女权主义的演讲和宣传，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就连她的成就也被归功于萨特的天才。整理他们大量的信件花了很长时间。在1982年11月，波伏瓦把手稿交给了伽利玛出版社，题词是“献给克洛德·朗兹曼，带着我全部的爱”[24]。

出版的道路并不容易：在出版之前，阿莱特想要确立自己作为萨特哲学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她不仅出版了《伦理学笔记》（她拒绝给波伏瓦的手稿），还出版了萨特的《战争日记》（War Diaries）。

当信终于被公开时，读者们可以看到萨特对波伏瓦说了什么。但他们又问：波伏瓦为什么不发表自己的那部分呢？在1974年的采访中，萨特说他希望自己的信件能在他死后出版，所以波伏瓦说她遵从了他的遗愿。至于她自己的信，波伏瓦告诉贝尔，那是她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25]在1985年的一次采访中，玛格丽特·西蒙斯问波伏瓦她是否读过米歇尔·勒·德夫对萨特书信的评论，是否知道勒·德夫声称萨特是他们关系中“唯一说话的人”[26]吗？波伏瓦回答：“这些信是萨特写给我的信，自然是萨特在信中说话。如果我发表自己的作品，我就是那个说话的人，但在我有生之年，我不会发表我的信件。”[27]

在萨特的书信出版后，波伏瓦把她的时间花在两件让她快乐的事情上：为女性的解放而工作，与西尔维和其他朋友在一起。阿莉塞·施瓦策尔在一次采访中说，女性之间“如此伟大的友谊”并不多见。但波伏瓦回答说她“不那么肯定”：“女人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