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风烛残年

友谊往往会长久，而爱情却会消逝。以及，男女之间真正的友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28]

1980年预示着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在法国的终结，不仅在日历上标志了一个新的十年，而且一个新的协会在这一年成立了，自称为“女性解放运动”——这个名字也在国家工业产权研究所正式注册了商标。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有三个简单的归属标准：女性，意识到女性所受的压迫，致力于抗争。这个新的女性解放阵线声称要为女性说话，而不是让她们为自己说话。在波伏瓦看来，这不再是女权主义，而是“暴政”[29]。

但也有好消息：1980年，法国成立了第一个内阁级别的女性事务部。它的第一位女性部长伊薇特·鲁迪请求波伏瓦支持密特朗的竞选活动。

1981年，波伏瓦接受了一次采访，宣传《新女权主义者问题》（Nouvelles Questions Féministes）的重新出版，她在采访中讨论了新的反性别歧视法对她的意义。伊薇特·鲁迪是当时的女权部长，她正致力于有关职业平等的立法，她想通过一项反对性别歧视的法案来补充这一点。这将把反种族主义立法扩大到反性别歧视，并使打击侵犯女性尊严的公共广告成为可能。

波伏瓦希望侮辱女性是违法的，尽管她意识到法律“不会阻止女性自己领导反抗性别歧视的斗争”。在她的一生中，波伏瓦在信件和编辑工作中看到，女性遭受了大量的男性暴力。尽管事实就是如此，但她相信没有“天生既定”的东西会让男人变得暴力。相反，她声称“男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在容忍性别歧视的社会中，暴力根植于每个男人身上。

波伏瓦不喜欢“我们身体的部分被展示在城市街道上，为了这个逐利社会的荣耀”。女性权利联盟的宣言声称，女性的身体不应该被用作商品；身体上的愉悦和性的主动性不应该是男人的专利；她们将为女性已经获得的权利而奋斗，并追求新的权利。宣称自己是自由先驱的广告商们轻蔑地谴责波伏瓦的提议：她既是清教徒又是伪君子。难道她没有意识到，如果她的规则付诸实施，包括她自己的作品在内的文学本身就会被禁止吗？

波伏瓦的合理回应被忽视了：她不是在攻击文学。她认为攻击广告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广告不提供（个人）自由”，它们“强加在所有受其支配的人的眼睛上，无论愿意与否”。[30]一些人声称反性别歧视法是对男性的报复，但波伏瓦认为，它的动机是为了改变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的文化环境，这样他们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就不会被合理化了。波伏瓦想通过禁止在广告、色情和文学中出现有辱人格的女性形象来达到这个目的。一项反性别歧视的法律将允许她们公开谴责每一起性别歧视案件。[31]波伏瓦认为，这还将帮助女性应对性别歧视，帮助她们站起来反对不公和虐待，而不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认为男人就是这样的，或者这就是女人的命。

波伏瓦和女权主义者被指控为“不了解现实的知识分子”，但她们是医生、律师、工程师、母亲——难道这不是现实吗？在公众的强烈抗议背后，波伏瓦看到了两个动机：金钱和操纵。在资本主义晚期，有关金钱的争论再熟悉不过，无须重述。在波伏瓦看来，许多男人仍然“深信女人是被操纵的对象，而男人是操纵的主人”[32]。波伏瓦希望女性成为“看世界的眼睛”，希望她们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的观点，并得到倾听和尊重。

当鲁迪创立“女性与文化委员会”时，波伏瓦被任命为名誉主席。她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这个组织私下里称自己为“波伏瓦委员会”。波伏瓦每月都参加会议，研究社会结构，以便向政府提出改善女性状况的具体建议。1982年弗朗索瓦·密特朗授予波伏瓦荣誉军团勋章，但她拒绝了。波伏瓦是一个勤奋的知识分子，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

12年后，克洛德·朗兹曼的电影《浩劫》终于迎来了尾声。这是一部艰难的电影，他非常依赖波伏瓦的陪伴和支持：“我需要和她交谈，告诉她我的不确定、我的恐惧和我的失望。我从谈话中变得强大，因为波伏瓦独特而强烈的倾听方式，严肃，庄重，开放，完全信任。”[33]在萨特死后的最初几年里，朗兹曼看到了波伏瓦对生活的厌倦。在电影制作过程中，他多次邀请波伏瓦来剪辑工作室——波伏瓦仍然喜欢参与他的项目，观看电影的各个部分。

1982年，密特朗总统邀请朗兹曼私下放映影片的前三个小时。波伏瓦和他一起去了爱丽舍宫，看还没有字幕的电影，而朗兹曼在过道上大声翻译。第二天，她写信给朗兹曼：“我不知道你的电影上映时我是否还活着。”当时，她在《世界报》上写了一篇头版文章，后来又为《浩劫》这本书写了序言。但在总统首映后的第二天，她把自己的想法写给了朗兹曼，以防她活不到电影上映那天：


我从来没有读到或看到过任何东西能如此感人、如此扣人心弦地传达了“最终解决方案”的恐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如此多的证据证明它的可怕机制。朗兹曼把自己置于受害者、刽子手、证人和同谋的角度，这些人比其他人更无辜，也更有罪。朗兹曼让我们体验了一种经历的无数方面，我相信，直到现在，这种经历似乎都是无法言传的。这是一座纪念碑，它将使世世代代的人类能够了解他们历史上最邪恶、最神秘的时刻之一。[34]


除了像这篇这样的笔记（写的时候半是为后代考虑的），我们几乎找不到波伏瓦临终时的私人资料。但在20世纪80年代，波伏瓦参加了几次采访。在其中一次采访中，阿莉塞·施瓦策尔问她，在与萨特保持关系的同时，她是如何成功地保持独立的。波伏瓦的回答是她一直想要自己的事业：“我有梦想，不是幻想，是非常大胆的梦想，在我遇见萨特之前很久我就知道我想做的事情！为了幸福，我必须完成我的人生。对我来说，满足就意味着工作。”[35]在这些采访中，波伏瓦透露，在萨特与多洛雷丝·瓦内蒂有婚外情时，她确实对自己与萨特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她后悔他们的关系给他们生活中的第三方造成了如此多的痛苦。在一次公开采访中，波伏瓦已经欣然承认萨特没有善待女性。萨特使她成为一个特殊的例子，一个象征——就像她年轻时一样。但萨特鼓励波伏瓦——从来没有别人这样鼓励过她——相信自己的潜力，即使是在她自己挣扎着去发现的时候。如果没有他们之间的对话，没有他们两人的行动，他们都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

波伏瓦的大部分时间仍然致力于写作：她为自己支持的书写序言和介绍，写终身教职推荐信，鼓励积极分子，回复信函。波伏瓦为女权主义出版商提供资金支持，并向女性庇护所捐款。波伏瓦说，有时她觉得自己的公众声誉已经变成了“神圣的圣物”，她的话语是对年轻一代女性的命令，让这些女性有精力采取下一步的改革措施。[36]

在萨特去世两年后，波伏瓦对自己的工作、过去和现在都很满意，她旅行的愿望重新点燃。波伏瓦还在康复的时候，西尔维就鼓动她去纽约旅行，这个建议奏效了。从20世纪40年代起，波伏瓦就对美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既崇拜又厌恶。1983年，她获得了桑宁欧洲文化奖（Sonning Prize for European Culture），奖金是2.3万美元，她已经准备好迎接另一场冒险。于是，那年7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