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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事,却让沃森的反情报人员钉上了梢。安德勒斯作为牧师的上司而当了替罪羔羊。甚至使安德勒斯更加迷惑不解的是,有传闻说罗伯特·肯普纳带着一大堆在美军消费部买到的奢侈品去看望埃米。这肯普纳是犹太人,当年戈林根据纽伦堡种族法革了他肯普纳的职,并将他撵出德国。肯普纳对被起诉人的老婆表示同情,是想证明什么吗?他觉得诧异。安德勒斯啥也不想证明,唯知忠于职守。他知道一旦失职,后果不堪设想。他已下定决心,拒绝埃米·戈林的请求。
上校对于他的一部分工作是满喜欢的。随着宣判日的临近,一大批知名人士被吸引到纽伦堡。这使他精神再次振作起来。他们都想在楼座前排有个座位,并到监狱走走。毛姆勋爵是英国主要的法学家,又是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的兄弟,来到了纽伦堡。世界乐坛上大名鼎鼎的弗吉尔·汤姆森和查尔斯·芒奇也来了。此外还有纽约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女演员丽泰·海华丝和玛琳·黛德丽。《真理报》的鲍里斯·波列伏依冲楼座里的玛琳·黛德丽卖弄风情,可他根本不认识她。而且,安德勒斯还注意到,众议员和政府官员访问纽伦堡的路线安排总是以加米施一帕膛基辛疗养地为最后一站。
法官们打破禁令,破例允许安德勒斯带几个严加挑选的记者到C区监狱参观。安德勒斯钢盔寒光闪烁,腰别短马鞭,领着记者打开监狱一道道铁门,穿过一个个岗哨,来到牢室。其中有一个二十四岁的记者,叫安迪·洛根,刚毕业加盟《纽约客》不久,设法给派到纽伦堡与她做检察官的丈夫在一起。她发现多数牢房犯人沉默寡言,戈林则断然一言不发,而斯佩尔却使记者看了迷。他举手投足之间,严然一个乐滋滋的主人,问他们都是哪家报社的,口齿伶俐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洛根还以记者的眼光打量着上校,发现此人得其所哉,访问者们经过牢房时,他不时插话谈谈安全措施,介绍每个囚徒的历史。他暂时忘却了每天折磨他的各种压力、冲突和竞争。安德勒斯上校,这位纽伦堡的看守人,崭露了头角。
36
7月对日,七个被控有罪的纳粹组织的答辩开始了。这些组织是:纳粹党领导集团、帝国内阁、党卫军、盖世太保、纳粹安全局、冲锋队和最高统帅部。正如去年12月份检察官开始提起公诉时,司法大厦收发室邮件再次泛滥成灾。法庭下令在德国各地张贴告示,说明受影响方如何申请出庭作证,得到三十一万三千人的响应。在这些人员中,有六百零三名受到指控的组织的成员被送到纽伦堡,并被甄选为可能的证人。最后,法庭从中挑出九十人进行取证。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出同样的话或表达同样的感情:“我作为党卫队员,人们从未期待我执行不体面的任务,我从末奉命从事犯罪活动。”
弗朗西斯·比德尔法官在听取这些组织的案情时,几乎不能掩饰自己的厌烦之情。他知道检方的简单推论:个人阴谋作恶的意图;个人创建组织以达此目的;因此个人和组织均有罪。比德尔认为,这看起来很对等,却法理难道。单是认定纳粹党领导集团有罪,就往往自动地给六十万德国人打上战犯的烙印。但是像罗森堡这样的人应受的惩罚与不过是收税的大区领导应受的惩罚几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比德尔来说,起诉这些组织不过是鲍勃·杰克逊的正义感过头的产物。
这些组织的答辩平淡无奇地一直进行到8月ZO日,当时审判室突然出现了预期的欢快气氛。新闻席和旁听席再度挤满了人。赫尔曼·戈林重返证人席。
在审理党卫军的案子期间,检察官盘问了一个名叫沃尔弗莱姆·西佛斯的证人,他是日耳曼祖宗遗产学会的负责人。西佛斯谈到,他曾与党卫军达成一项安排。据此,党卫军将杀害“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们,并将他们的头盖骨送交他进行科学研究。西佛斯在作证过程中暗示,戈林是帝国研究理事会主席。戈林的律师奥托·斯塔马尔使他的当事人确信,他不得不对他的同谋关系进行反驳。这样,戈林再次作证。斯塔马尔问帝国元帅,他是否曾下令对人进行医学实验?西蒙德·拉歇大夫在达豪为纳粹空军对人进行医学实验,他认识西蒙德·拉歇大夫吗?戈林是否下令暂停对囚犯进行实验?作为德国研究理事会主席,他是否下令开展对细菌战的研究?戈林一概予以否认。
这天上午帝国元帅来到被告席时,注意到杰克逊法官没有出庭——这就意味着可能是由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进行盘问。斯塔马尔放弃证人时,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确实站了起来。他把问题引向对飞行员穿的防寒服进行的实验上。“你本人是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在上次战争的空战中有过辉煌的战绩。”他这么开始。由于这种个人兴趣,戈林“不记得对集中营的囚犯进行飞行服的实验,这可能吗?’戈林说,他戴这么多帽子,数以千计的命令都是以他的名义签发的。即便杰克逊先生在辩论总结中指控他“什么事都插一手”,他也不可能了解在第三帝国进行的所有医学实验。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提出一份文件,里面包括希姆莱和戈林的副手米尔希。米尔希在一封信中,为西蒙德·拉歇大夫在高空飞行问题的研究工作对希姆莱表示感谢。其中有一项试验,把一名犹太囚犯置于一个无氧的海拔二万九千英尺的模拟舱中。被试验者十三分钟后死亡。像米尔希这样高级、关系近的助手都了解进行的这些致命的试验的情况,戈林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质问道。戈林辩称,他管辖的事情被划分成“非常重要”、“重要”和“一般”三个级别。由空军医学视察团审查的实验归入最低级别,并不送交他过目。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认为,这个回答足以说明罪证确凿,让它维持原样吧。
俄国检察官亚历山大罗夫少将紧随其后。亚历山大罗夫拜访五十三岁的大国军医瓦尔特·施莱勃,并要求他谈谈德国出席1943年在柏林附近举行的一次医学会议的情况。施莱勃说,克拉麦大夫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在达豪为纳粹空军进行的实验,尤其是对飞行各项目的保热性实验。这些实验是通过把囚徒扔进冰冻的水里进行的。亚历山大罗夫道:“请告诉本庭,戈林被告与这些实验有什么关系?”施莱勃答,当时克拉麦大夫向他们解释说,“戈林下令进行这些实验,帝国领袖希姆莱很友好地提供用于实验的人”。当戈林离开被告席时,对他的律师咕哝了几句。斯塔马尔敦促进行这场冒险,但戈林输了。
8月30日,法庭听取关于受指控的几个组织的最后证词,这是提交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证据。第二天,每名被告将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作最后陈述。之后,法官们将闭庭讨论决定被告们的命运。
37
詹姆斯·罗来到弗朗西斯·比德尔的办公室,并问能否与这位美国法官私下谈一谈。比德尔很赞赏这个蒙大拿人,认为他既有一流的法律头脑,又有当机立断的领导胆识。战争期间,罗所在航空母舰“西沃尼号”是首批被日本神风飞机击中起火的航空母舰之一。由于大部分人在救火过程中当场毙命,罗则勇敢地操起救火水管压住火势,救出他的部下,在太平洋战场上,他获得了八枚战斗星章。比德尔十分重视詹姆斯·罗的意见。
罗说,他们面临安全问题。夜里有人朝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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