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抗辩(8)

尔的办公室开枪。这可能是小偷或野心勃勃的记者干的，或者有人代表被告行事的。审判大楼防卫极不严密。就在这天上午，罗在语言部里，发现扔着一次法官秘密会议记录的法文译本。他估计，在书记员、翻译、口译、打字员、校对员、油印员以及其他技术人员中间，有十四人阅读仅供法官及其重要助手参考的机密文件。罗接着说：“如果你想知道判决词的内容如何，就到大饭店的大厅里坐着听。”这些泄密必须堵住。一旦法官们最机密的讨论内容落人记者之手，法庭工作会受到严重损害。
　　罗有啥建议呢？比德尔问。罗回答说，除一个俄文口译外，将所有口译排除出法官们的秘密会议。比德尔本人可以胜任法语。与此同时，罗想出了一套确保法官们的秘密会议安全无虞的制度。
　　两个月来，法官的助手一直在评估证据和拟定判决书初稿。伯基特，法官席上的笔杆子，完成了最终判决书的初稿。法官们举行会议审议伯基特五万字的成果。与此同时，最后一名被告汉斯·弗里奇还在证人席上作证。他们当即知难而上，着手解决阴谋理论问题。检方根据1937年11月的霍斯巴赫会议和其他证据，以证明数名被告阴谋发动侵略战争。法国法官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在法庭上从未提过问题，在法官秘密会议上也少言寡语，后来终于直言不讳了。德瓦布雷斯说，阴谋意味着或多或少平等的几方的参与。对于那种认为施特赖歇尔、丰克、弗里克、绍克尔及里宾特洛甫可与希特勒比肩的说法，被告们首先会笑掉大牙的。这位法国人说，这是荒谬的。咬住荒诞不经的阴谋说不放，往前追溯到过去二十年中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事件，他们对那些诋毁追溯既往审判的批评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告诫说，对这些人作出判决，是根据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根据他们据说计划要做的事情。把阴谋说扔到一边去吧。
　　但是，劳伦斯爵士表示反对。法庭章程第六条有专门的阴谋罪一款，他们是受章程约束的。
　　比德尔对首席法官说话，就像教授对天资愚钝的小学生训话似的。是因为章程有某一罪之说，他们就必须说犯有此罪吗？难道他们就不能说阴谋指控“未得到证实”吗？有罪总是要判罪的，是因为犯罪而被判罪。企图确定1919年在某个慕尼黑啤酒馆已发生一起征服世界的阴谋，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应当把阴谋指控局限于1937年以后发生的事件，比德尔坚持说。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不同意。他说，要是他们接受领袖原则即是对领袖的不容变通的服从这一说法，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共谋说在1937年之前或其后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主张抛弃阴谋说。
　　诺曼·伯基特爵士激动得来回踱步。他说，他原先也不喜欢阴谋指控。但是随着审判的展开，他终于看到杰克逊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倘若个别人只为其个别人行为被判罪，那么，本次审判的水平就绝不会超脱普通的刑事诉讼。他们意欲奉献世人的，乃是对一个蓄意发动战争的政权进行谴责。抛弃阴谋说，将使本次审判失去其道义上的雄厚与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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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5日星期天，伦敦《快报》上出现大字标题：“戈林与其同伙在牢房里都说些什么？”下面的小标题是：“希特勒的食欲乃万祸之源”、当里宾特洛甫想要一枚勋章时”、“希特勒因何延迟娶妻？”《快报》的消息来自道格拉斯·凯利大夫，被称为“在纽伦堡审判中的主要精神病医生”。该文援引了戈林、赫斯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吐露出当时尚未揭示的第三帝国内幕机密及纽伦堡监狱的秘密。安德勒斯上校拿着这张剪报，就像手里捏着一件受污染的物品。他如此仰慕的人，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将剪报送交他，并附有一张手书，曰：“上校，我们不应该再看到这种报导。”
　　安德勒斯将剪报一把扔给古斯塔夫·吉尔伯特，责问这是怎么回事。吉尔伯特回答说，他对凯利报导的来源一无所知。上校问：吉尔伯特是否知道，他这位精神病医师朋友回到美国作巡回讲演批评这次审判？安德勒斯打算调查此事，希望吉尔伯特予以合作。
　　对吉尔伯特来说，甚至更为令人震惊的消息来得还要早些。既然凯利似乎已在单独干了，吉尔伯特开始把他作为犯罪心理学家所做的访监记录融进自己的书里，书名暂定《纽伦堡日记》。他聘请一个书商，而书商则与出版商法拉、斯特劳斯商洽了一份合同。前不久，书商打电报给吉尔伯特，说凯利正在跟西蒙和舒斯特谈判。这事儿变成一场赛跑，凯利处于较好的位置。他已回到美国，完成了他打算进行的一切研究工作，而吉尔伯特还在三千五百英里之外做访监活动。法拉、斯特劳斯通知吉尔伯特说，他们无法在1947年3月以前出版他的书。吉尔伯特手里握有的王牌是一部完成一半的手稿。他把手稿交给一个回美国的朋友，并要他将手稿转变化的书商。他是想表明，他已远远走在对手前面，西蒙和舒斯特试图压倒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将是一个错误。
　　安德勒斯上校向劳伦斯爵士提交了一份报告，解释说2月7日凯利少校离开纽伦堡时，“就已蒙上一层阴影，因为人们已产生这种印象，即他把他所有的专业职务从属于一项为达到个人利益面搜集资料以求发表这一工作”。为达此目标，“他竟然滥用了法庭的部分官方档案”。
　　当然，上校同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也从未轻松自在地相处过。前不久，军团指派W·H·邓思中校来做监狱的精神病医师，安德勒斯写了一张字条给杰克逊法官，说吉尔伯特对保安局不再有用了。只要杰克逊坚持，他会把他留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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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1日，星期六开庭，在宣布判决前，被告们将作最后陈述。前一天晚上，多数被告在会客室里与他们的律师进行临战前的交换意见。赫斯却留在牢房里给妻子写信。“你多半肯定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他在信中写道，“又发生了一个奇迹’：我已完全恢复了理智。或者他们可能告诉你，我发了疯或急固执’病。我希望你看到这一切的幽默之处。卡尔（豪斯霍费尔）曾经写道，为了成就千秋功业，人们必须能够承受那种一度被本国同胞视为奸逆的压力。我要补充一点，或者被视为发疯，…我将以接受判决书时同样的沉着冷静二…面对命运。”
　　在监狱区的最尽头，十七号牢房，斯佩尔得出结论说，诚实将证明毕竟是最好的辩护。他越是承认自己受了希特勒的诱惑、他的才华滥用于效劳纳粹主义的事实，他就越容易低头认罪并弃恶从善。这一事实不仅使他摆脱掉自我欺骗的包袱，而且使他豁然开朗，看到了个人命运之外的广阔世界。他掌握的一度应用于使工厂生产更多的坦克的同一技术，如今他用来预测原子时代的人类生存条件。这就是他在那十五分钟的使命——不是为斯佩尔免于丧命，而是为人类迈入新世界指明一条希望之路。
　　闲聊几句后，约德尔把一封给妻子的信交给他的律师弗朗兹·埃克斯纳。因为他偶然能在法庭上看到露易丝，约德尔被认为是最幸运的被告之一。但是，让妻子亲眼目睹他蒙受耻辱的情景，也加剧了他的痛苦。他是一个慌张而手足无措的人，但骨子里是他使人捉摸不透的镇定自若。约德尔真不明白自己何以入庭受审。“我无法摆脱自己遭遇不公的信念。”他对妻子写道。再者，如果发生最糟糕的事情，“死亡将不会降临到一个心灵破碎而悔恨不已的受害者，而是降临到一个高傲的、可以冷冷地直瞪他一眼的人……但是，在我心魂深处，我不相信这将是对我的判决”。他看着埃克斯纳拿着信消失了，心里怀着希望，不管会是多么痛苦，第二天他讲话时，露易丝会出现在法庭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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