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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此轻易就给军人判罪有点吃惊”。
记者问:“如果战局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将军,你认为他们会绞死你吗?”
艾克答道:“亏你想得出来,小伙子。”
司法大厦的走廊沉寂得神秘可怕,就像船员从一艘沉船上逃脱一样。判决后的那一天中午时分,英国代表团成员都手提行李,聚集在Y-28停机坪,等着飞回英国。劳伦斯爵士避而不答记者们有关判决的问题,而把话题转向他对回到威尔特郡山庄农场的喜悦心情。他对自己过去几个月从默默无闻到近乎人所共仰的人物的转变并不感兴趣。他从来不曾想到能出现恰恰相反的情况。
诺曼·伯基特认为,这次公务肯定会给他们带来某种荣誉,甚至贵族地位。但是是什么荣誉以及荣誉将颁给谁呢?他的这一幕后贡献是否可能通过杰弗里·劳伦斯爵士这一官方角色而显露出来?
罗伯特·杰克逊的飞机到达大西洋中部之时,他正感受着深深的满足感。他看看周围其他几个曾帮助他度过这场难关的人—一比尔、艾尔丝,以及他的同事们——并评价过去这一年。不管怎么失利,不管敌人怎么样,不管多么激动,不省遭受多大失败,结局是清楚的。他被告知,他的开幕词将永远记载于法庭长篇大论的年报上,他愿意相信这一点。正如他后来在给惠特尼·哈里斯的信中所说:“我在纽伦堡的艰苦岁月是在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工作中充实地度过的。”
弗朗西斯·比德尔在解散他的办公室时向詹姆斯·罗坦诚地说,他感觉自己一生中一次极大的冒险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只是评论了。
法国人和俄国人也很快就离开了。俄国政府持如下立场,认为西方盟国对逃脱死罪的纳粹歹徒太宽大为怀了。但是在法庭每日进行交锋的那几个俄国人却是带着满意的心情离去的,因为他们已经向世人表明他们的人民在战争年代所蒙受的深重灾难。尼基钦科、鲁登科以及其他少数人还赢得了西方同事的尊敬,甚至爱戴。但俄国人离去的心情带有以牙还牙的性质,以报复德国人在苏联的行径。当美国部队前往收回苏联人住过的房屋时,发现俄国人拿走了一切可以搬动的物品——家具、轻型装备、浴缸、抽水马桶,以及全部的勺子、盘子、杯子、碟子。这些物品全都被装上了卡车,运往苏联占领区。
7
10月1日,“泰克斯”·惠利斯中尉被任命为物业官员,负责看管被告的行李室。四天后,赫尔曼·戈林要求与其辩护律师奥托·斯塔马尔会晤,戈林防身携带着一个蓝色公文包进入五十七号房间。他告诉看守说,这是送给律师的礼物,看守立刻召来泰克少校,泰克当即认出这是从行李室拿出来的。他检查了一下,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便让斯塔马尔保存起来,但泰克并不记得有谁接到过允许戈林进入行李室去取斯塔马尔的礼物所要求的书面批准。一定是别人管戈林拿回来的。
过后不久,斯塔马尔给住在萨克迪林一所小屋中的埃米·戈林捎去了一个音讯,说他能够安排同赫尔曼的最后一次见面。下午2时45分,她被带进探视室,几分钟后,戈林带着手铐出现了。他首先问及埃达的情况。她听说过关于判决的事吗?她知道判决意味着什么吗?埃米回答说,是的,她知道她的父亲即将送掉性命。戈林告诉她,还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那就是这些外国佬强加给他的死的方式。他告诉妻子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他们没有权利审判我,我不承认他们的审判。”探视结束时,埃米说,他们肯定不会绞死他,他们不能绞死赫尔曼,戈林。她认为,他们会把他带走,像对拿破仑那样将他拘留在一个岛上。戈林却说,他对此表示怀疑。但有一点埃米可以放心,“他们不会绞死我”。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想要辞职。判决后的10月1日,他等在C牢区以便得到犯人的反应。一轮工作已经完成,这就是他的工作理所当然的结局。他由于把一部分手稿送交纽约,设法勾销了道格拉斯·凯利给西蒙和舒斯特提出的要求。但凯利无疑会找到另一个出版商,吉尔伯特下定决心说服他付梓。他向安德勒斯上校递交了一份要求辞职的请求书。上校在杰克逊离开之前已将请求书转交给杰克逊。杰克逊拒绝了吉尔伯特的请求,地告诉这位惶惑不解的心理学家,他要他继续当他的几位“代表”之一。从这一点着,吉尔伯特发现自己再也不可能带上冷淡的职业特征的假面具了。他告诉一位合众社记者说:“所谓赫尔曼·戈林貌似勇敢,全然是胡扯。他们都是懦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戈林,都是懦夫。他们现在都在牢房里发抖。他们在法庭上做出来的样子都是虚张声势。他们认为接受死亡可不像挨打骂那么容易接受。”
吉尔伯特知道,囚犯们现在最沉重的感情负担,是不知道他们何时命赴黄泉。与此同时,十六名被告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这是他们得到宽大处理的最后希望。伦敦宪章也授予“盟国管制委员会”减轻处罚甚至减刑的权力。绍克尔的律师罗伯特·塞瓦琼斯吁请“盟国管制委员会”考虑对他的当事人的死刑的不合理性。他请求道:“绍克尔与使用集中营劳工之事毫无关系,那是斯佩尔和希姆莱之间的事……绍克尔一直是纳粹上层圈子中的局外人,斯佩尔却是希特勒的密友。”凯特尔请求“盟国管制委员会”对他实行枪决。戈林、弗兰克与施特赖歇尔都不想要申诉,但他们的律师不管怎样还是提出了。10月9日,“盟国管制委员会”开了三个半小时的秘密会议。四位成员由每一个占领国派出一人而组成,他们从两方面权衡了一下这一申诉:减刑对盟国有没有政治上的好处?被告对起诉有没有提供有益的帮助?他们作出决议,但决定不立即通知犯人。
10月10日,安德勒斯上校从比利时的短期旅行中返回。他称之为“观光者”的等着参观他的“动物园”的人潮并未减少。随着刑期的逼近,名人和好奇者都急于赶到C牢区一睹为快。新闻界也总是纠缠着他。罗森堡真的曾费尽心机想自杀吗?赫斯真的起草了一份“第四帝国”的计划?负责安排行刑的四方调查委员会问他关于绞刑执行者的安排事宜。他解释说,约翰·C·伍兹主官长就要从兰茨贝格赶来,此人在十五年的军旅生涯中曾吊死过三百四十七个人,是绝对的内行,最近的是吉尔伯特上尉在圣诞节期间采访过的达豪党卫军凶犯。
上校从他现任的监狱精神病医生威廉·邓思中校那里得到关于犯人心理健康的最新简报,又从弗鲁克医生和军医查尔斯·J·罗斯卡中尉处取得犯人身体健康状况的最新报告。报告说,有好几名死刑犯人都在早晨洗冷水浴,大部分犯人参加了许可在牢区走廊里进行的体育活动……只有戈林例外,他从不离开牢房。上校说,你总不能强迫一个即将死的人也保持健康和卫生。
汉斯·弗兰克仍然是西克斯图斯·奥康纳神父最得力的皈依者。弗兰克对自己摒弃纳粹政权可能略有几分违心,但他重返教会却是忠实的。他妻子布丽吉在最后一封信里告诉他,她和孩子们住在一所只供应冷水的寓所里,所有的财产均被没收。他如今的状况正是对他一生追逐体面和威望的莫大的讽刺,以致他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已无可争论了。他对神父说,终止思考和感情是一件礼物。在最后的日子里,弗兰克拼命地工作,以完成他的回忆录。他已经用铅笔写完一千零九十页。奥康纳神父答应说,如果非得由他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他将把手稿偷偷带出去,交给弗兰克的妻子。
军方监守官仔细地察看了鲁道夫·赫斯自从判决后给妻子写的第一封信c信中写道:“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曾考虑到死刑。”他重述了他没有见她的理由:“在两旁哨兵的监视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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